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属把灵堂搭在了校园的操场上，扬言没有一百万他们就把死者埋在校园里。面对恶化的局势，由我牵头，召集政法委、、宣传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善后”、“谈判”、“安保”、“宣传”四个组，教育局负责“善后组”，主要是办好丧事；市政法委牵头“谈判组”，负责谈判；派出所牵头“安保组”，负责调度警力，控制事态恶化；市委宣传部牵头“宣传组”，负责媒体接待，统一报道口径。我的任务是分管“谈判”和“宣传”，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决。
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散会以后，我立刻组织谈判组的同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战斗在维稳一线的同志谈了些想法，说处理这类问题的绝招只有四个字：拖、磨、摸、攻。
所谓“拖”，即拖延。在矛盾爆发的初期，要尽量采取拖延的办法，真情安抚，热情接待，不谈补偿。拖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情绪稳定下来。情绪不稳定时当事人要价高，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问题都谈不拢。
所谓“磨”，即“耐心地劝和”。要发动当事人单位领导、老屋里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长、亲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24小时不停地轮番劝解，瓦解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同时让教育局的同志不间断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谈不拢不要紧，坚持不厌其烦地谈，就是要谈得他们自己产生疲劳厌烦情绪。他们厌烦了，疲劳了，离解决问题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摸”，即安抚。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当事人要求的要尽量满足，用最大的温暖去感化他们。
所谓“攻”，即进攻。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责任到人。春草中学校长巴不得赶快息事宁人保住乌纱帽，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对方同意60万了难，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这一次把赔偿的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
春草中学校园血案，帮我打开了全面整顿教育的突破口。在江南影剧院，由我主持召开了江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千人大会，将江南教育存在的问题全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一连串地向教育界发出质问：“有几个语文老师能够写得出一篇像样的作文？还有多少老师能够令他们的学生永生怀念？”
千人大会的召开，为我在江南教育界树立了绝对威望。但同僚们对于我的这种激进并不看好，大都抱着一种观望态度，看我究竟如何处置春草中学的校长。有人甚至当面开我的玩笑：“你有本事就撤了他的职！”我不以为然，道：“撤个校长有何难？”那人诡异一笑：“那你就撤撤试试看！”我倔强地回答：“我还真要撤了他。”
嘴上虽这么说，我的心里还真没底。据“内线”反馈过来的消息，春草中学的校长可不简单，学校治安管理得不好，养猪却养得好。因为学校伙食差，学生难以下咽的饭菜都养了猪。因为喂猪的料是纯天然的，所以出栏的猪也纯天然，肉呷起来沁甜的。每年市里面不晓得多少领导都呷过他送的猪肉。呷了他的猪肉嘴软，真要撤他的职，那些呷过他猪肉的领导们绝不会袖手旁观。
关于如何处置这位校长，教育局的态度更加暧昧，绝大多数班子成员主张，给他个处分让他继续主持工作算了。市纪委的态度也不明朗，查来查去，迟迟不做结论。只有我的态度最坚决：“只会养猪的校长留他做甚？”校长听到了风声，发动所有的关系，到处托人找我说情。江南政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物都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放他一马。动他，还是不动他？我在心里反复权衡，总是举棋不定。不动吧，民愤太大，老百姓对于子女在春草中学就读伙食差、乱收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早已怨声载道；动他吧，他背后那张筋筋绊绊的大网实在让人生畏……
旧烦恼未毕，新的烦恼又至。春草中学校长还没有被撤，塌西湖中学校长撤职的动议又摆上了我的案头。说起塌西湖中学校长的故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他不仅没从上次“干警校园猥亵女学生案”中吸取教训，反而主动上门来找我，想借助政府力量拆了学校围墙边一户居民家的猪圈，没想到因为这个猪圈，把他的自私自利暴露得淋漓尽致，并最终落得个被撤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