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本来是去找柳市长的，市长一听是教育上的事，就让他来找我。他将一份以塌西湖中学名义打的报告交给我，请求政府组织力量对校门口一户居民家的猪圈实行强拆。请求强拆的理由是，该户居民以学校建门头占了他家的地为由要求学校补偿，学校不同意，该户居民就在自家的后院里盖了一个棚子养猪，故意在学校的围墙上凿了一个洞，直接将猪尿猪粪排放到进出校园的道路上，臭气熏天，把整个校园搞得污浊不堪。
我问校长：“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校长回答：“几个月了。”
我追问：“几个月了？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这么一点点矛盾都化解不了，还好意思来找政府？”
校长：“……”
我接着问：“教育局派人去协调过没有？”
校长答：“派了，协调了几轮，都协调不好。”
“哦……你先回去吧，待我先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来处理。”我答复他道。
对于校长反映的情况我产生了许多疑点。塌西湖中学的门头建了好些年了，如果单纯是为门头占地产生纠纷，为什么几年以后矛盾才爆发？那户居民胆敢在学校的围墙上凿洞，学校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把洞给堵上？
看来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我决定搞清楚其中真正的缘由。
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校园较远的地方，步行到了校门口围墙边那户居民的门前。我和户主老李打了一声招呼，和他拉起了家常。聊了近一个小时，印证了我的种种猜测，他们一家和学校产生矛盾果然另有原因：塌西湖中学校长的老婆承包了校园里的商店，为了垄断学校里的生意，校长要求各班班主任不准学生到校外商店购物，一经发现，不仅罚站，还要罚款。老李有意见，找校长理论过多次，校长置之不理，还派保安到他店子里捉买东西的学生。老李气不过，才出此下策。
为了验证老李所反映情况的准确性，我问了问旁边的几户居民，居民们肯定了老李的说法。
这让我想起了春草中学的校长。春草中学养猪，塌西湖中学开店，教育怎么反倒成了副业？
我强压怒火，不露声色地走进了塌西湖中学校长办公室。校长诚惶诚恐地起身，看见我的身后还跟着老李，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堪。我也不用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发指示：“情况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老婆承包学校里的店子有没有经过招投标、是不是以权谋私我暂不追究，做生意嘛，要允许公平竞争；钱是赚不完的，要和气生财。从今天开始，学校不得干预学生在哪里购物。老李必须马上把围墙上的洞堵起来，不得把污水排进校园。如果再因为此事发生矛盾，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指示做完了，老李感激涕零，当即保证，下午就将洞口堵上。校长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为老李说话，觉得很丢面子，很不情愿地向我保证，再也不把矛盾上交。
当天下午，老李果真把围墙的排粪孔给堵了起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老李和塌西湖中学相安无事。我在心里很得意地想，教育局协调了几个月都摆不平的事，我几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这就叫魄力！得意劲还没过去，矛盾再次爆发了。老李的妻子扶着她七十多岁的老娘跪在政府门口大声喊冤。我赶紧过去了解情况。老李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陈述“冤情”：“星期天晚上，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校长为了帮老婆垄断商店的生意，将学生关在校园里不准出门。老李气不过，又把围墙上的洞子扒开了。校长怕领导处分他，就找了一帮‘黑社会’来恐吓我们，恐吓不成，就将我们的店子砸了个稀巴烂。宁市长，您可要帮我们做主呀……”
听完老李妻子的陈述，我把她和她的老母亲扶上我的车，一起驱车来到她们家看现场。现场一片狼藉，地上满是柜台被砸四处飞溅的玻璃渣滓。我当即打电话让教育局长赶到塌西湖中学来，对校长宣布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停职反省，暂时由局里派人主持工作；二、由学校收回商店的经营权；三、对老李一家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
老李与塌西湖中学的矛盾就此终结。
但矛盾终结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处理就此终结。我觉得春草中学和塌西湖中学的校长已经严重地背离了我所崇尚的教育道德和教育理想，下决心要撤了他们的校长职务。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每天只要我眼睛一睁，就会深陷说情电话和宴请的围堵之中。对于我的固执，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能过得场就过场算了，给人留后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校长可不是那么好得罪的，他们要是操起蛋来能耐可不小呢，除非你不到江南参加换届选举……”我“执迷不悟”地回答：“都像你们这样，江南的教育就完了！”末了，我又补上一句：“如果你再要说情，今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朋友说情还好对付，最怕既是领导又是朋友的人出面纠缠。江南一位与我情同手足的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网开一面，放过春草中学的校长。我懂得领导出面打招呼的分量。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用有限的权力、通过利益的交换将权力无限放大、并利用无限放大的权力、主宰别人政治生命的权奴。这位领导分管党群，只要我人在江南，他就可以左右我的命运。面对他的“招呼”，我必须掂量掂量。
为此，我动了一下脑筋，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回答他：“老兄，很多人在外面风传你就是春草中学校长的保护伞。现在正是你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我建议你最好回避。春草中学的案子上面非常关注，如果轻描淡写地处理，怕交不得差。春草中学的校长肯定是保不住了。我看撤了也好，如果真撤了，社会上关于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位领导一听觉得蛮有道理，马上就汤下面表了个态：“那就按你的意思办……不过，撤了人家的职还是要把人家安置好，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人家一辈子混个校长也不容易！”
那年夏天，两个校长被我同时撤职。
江南哗然。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那位找我说情我却没给他面子的朋友发来的短信：“你飞上了枝头，从此成为了猎人的目标！”
当初，柳博温市长和我谈话让我管教育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顿教育之风的重点不在“调几个老师进城、提拔几个老师‘做官’”，而是教育乱收费。调进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师再多，老百姓只会骂教育局的官员贪婪，不足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任何影响。但教育乱收费则不一样，上面盯得紧，媒体“曝”得凶，一旦成为典型，会直接影响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两所农村中学为了创收，低价购进劣质米粉给学生当早餐，导致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惊动了国务院，差点让当时的市长下了台。老柳放弃交通局长的“肥缺”到江南来当市长，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来过渡的，只等现任书记荣升他便名正言顺地接过书记的位置。在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闪失。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市长助理去分管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心无旁骛，立功心切。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江南没有利益羁绊，交给其他任何一个本地官员，都不可能为他动真刀真枪。
我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接受了任务。当时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个严厉的《办法》，明确“谁乱收费谁下台”，就可以吓住那些校长。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长一说，他马上把历年来江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各种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决定》、《公告》等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在我面前摆了一桌子。
我问他：“发了这么多文件为什么还制止不下来？”
他回答说：“积重难返！”
我想，绝对不是“积重难返”那么简单。我试图通过解剖江南教育这个病体标本，找出医治教育乱收费的灵丹妙药。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根治之难。尽管难，却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责令江南市教育局对各校长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谁乱收费谁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错，开学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个家长的投诉。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家长们又开始怨声载道。原来，“我有政策校长有对策”，他们避开开学这个“高危敏感”时期，“滞后”乱收。全市那么多的学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芦，摁哪只都不解决问题。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媒体公布我的手机号码，开通了广大家长向我直接投诉的渠道。号码在云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云梦信息报》上一经公布，当日我的手机差点打爆，整整耗尽了两块电池的电量。
投诉不仅仅只有江南的，还有许多外地的。粗心的读者们只看到了《云梦信息报》上的“市长助理公布手机号码整治教育乱收费”，而忽略了“市长助理”前面的修饰定语“江南”，还以为我是云梦市的市长助理，纷纷从河东、河西、大厂等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查查他们那里的教育乱收费。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耐心地做出解释。对方大都“哦”一声挂断电话，语气显得非常失望。
向媒体公布电话号码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校长们夹紧了收费的尾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社会上发出了“宁市长真会作秀”的不同声音，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检验这一妙招的真实疗效，我悄悄来到了极为偏远的王禾村教学点了解情况。
王禾村村小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全校五个教师（两个公办、三个退休返聘），六个年级三个班共30来个学生，是一所复式学校。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到达该校时，正值午饭时间。那时天气尚冷，许多学生仍光着脚丫。每天他们从家里带几把米，放在自带的搪瓷茶杯里，每月交几块钱送到学校食堂里蒸熟，然后到学校小卖部花五毛钱买一包很辣很辣的“垃圾食品”噎饭，那情形看了让人心寒。
看见一位年轻的老师端着一个饭盒蹲在近乎危房的屋檐下就着几片辣椒几根青菜吃饭，我走过去和他闲聊。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教师，他招教三年，每月工资580多元。妻子住在县城里，没有工作，小孩刚刚出世不到三个月。他每周回家一趟，到乡里往返车费12元，从乡里租摩托到学校往返需花费20元，每月扣除伙食，所剩无几，只能啃老。我问他，除了裸体工资，乡中学就不再发点其他的补助啥的？他叹了一口气，道：“过去呢，乡中学每月还发个几十块钱的补助，自打去年市里面来了个么哩姓宁的市长，硬要治理么哩教育乱收费，断了学校的财路。学校没得来路，只好停发老师的补助。个个老师没得不骂宁市长的娘的……”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派人叫来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交到校长手里，对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每个教师发一百块钱，只当是这个月的补助。”
校长狐疑地问：“请问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