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则不同,一个教授的去留,有时就决定这个学校的某一学科的兴衰。比如耶鲁的中国史只有3个终身教授,日本史只有1个终身教授(目前空缺)和1个助理教授。如果最好的中国史教授到其他学校,耶鲁中国史的半边天就塌了。而目前由于没有找到日本史的终身教授,日本史几乎就在耶鲁消失了:没有研究生来报考,报考了学校也没有办法接收。斯坦福的中国史职位也空缺了许多年。几年前一位朋友去报考,人家干脆把报名费都退回来,告诉你根本无法考虑。再比如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他在哈佛,哈佛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他若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就是第一——一个人定天下。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小学科,你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教授的去留,一个系从顶峰跌到谷底。哪个学校敢大意?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轨”,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
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毋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 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萨默斯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 Hont。
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萨默斯这一关。虽然萨默斯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萨默斯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