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任期间，正好赶上一些研究生要组织工会，称自己辛辛苦苦当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简称TA），被学校剥削了，于是游行示威，甚至罢教。苏珊·霍克菲尔德作为研究院院长，自然是众矢之的。但她却能以柔克刚，大幅度提高研究生的奖学金，让不满的研究生没有闹事的口实。她当教务总长时，前耶鲁毕业生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突然发表文章揭发自己当学生时曾受到耶鲁顶尖的教授、著名文豪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性骚扰，公众的目光又指向耶鲁。苏珊·霍克菲尔德身为女性代表耶鲁，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的情况下，十分难处。她避开就事论事，立即重申耶鲁一贯反对性骚扰的立场和严格的政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积极方面，使耶鲁从这个尴尬的问题上迅速脱身。
这次萨默斯在女性科学家问题上漏嘴出事，麻省理工的女教授首先发难，人们的目光自然全盯在这个即将在哈佛门口当麻省理工校长的女科学家身上。她不出面谴责不行。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多世纪前，哈佛试图吞并麻省理工，引得两校势同水火。可是自1905年哈佛放弃兼并梦后，两校相处甚为融洽，甚至达成默契，不互相挖对方的教授。这一战咯关系，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一山能容二虎之关键。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下，苏珊·霍克菲尔德迅速和斯坦福、普林斯顿的校长一起发表声明，对萨默斯的言论表示有节制的批评。不过，声明迅速从具体事情上移开，提出了如何鼓励妇女从事科学事业的实际计划，避免激化冲突。
可见，苏珊·霍克菲尔德在处理这一系列危机时，手腕极其圆熟。她总是避免过多卷入具体的争执，善于把大家的目光引向未来，而且行动迅速，不给媒体留下炒作的时间。这种高姿态、有效率的作风，常常在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之前就化解了麻烦，几面都不得罪人，同时又给各方提供了发展的远景和希望。作为一个处于各种利益冲突之中心的校长，这当然是一项理想的素质。
不过，更为重要的还不是政治，而是麻省理工在学科上的转型需要她这样的人才。麻省理工是个传统的工学院，修路造桥似乎才是正业。但如今，这些行当早已经够不上高科技。甚至计算机科学，也很难代表高科技的最先锋。20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学科，是生命科学。2004年总统大选时，干细胞研究成了一个中心主题，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冷战期间，五角大楼一直是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源。麻省理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军事工业展开的。如今，生物工程在麻省理工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五角大楼的项目，成为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政依靠。2000年，麻省理工接受了35亿的捐款建设大脑研究的机构。这是麻省理工历史上得到的最大捐助。2003年，麻省理工和哈佛共享1亿美元的研究拨款，进行基因资料的实用处理。2004年，麻省理工从国家健康协会拿到的拨款超过了五角大楼。
这一系列发展，要求麻省理工改变传统的工学院的面孔，把关注点从硬邦邦、冷冰冰的机械，转向生命。为此，1990年麻省理工聘任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为校长。这也是麻省理工首次要生物学家来充当领袖。菲利普·夏普公开接受了聘任，但在24小时之内，鬼使神差地又变了主意，使麻省理工受挫。如今，能把自己对一块表的兴趣转化为对人脑的研究的苏珊·霍克菲尔德，当然是把麻省理工从对机械的研究带入对生命的研究的最理想的人选了。
这样的转型，并非象牙之塔里的小波澜，而是体现了美国经济的深层变化。这个变化，你看一看《波士顿环球报》在1990年和2005年排出的本地百强企业就明白了。1990年，百强中有9家计算机公司，如今只剩2家；1990年有4家技术服务公司，现在仅2家；1990年有18家高科技制造公司，如今仅13家。再看生命科学领域：1990年百强中没有生物技术公司，如今有4家；1990年医疗设备公司也是零，如今已经增长到了14家。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和医药被称为领导生命科技的“超级团队”。比如波士顿科技公司，是一个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其最著名的产品，叫Taxus stent。这一超微型设备用来植入人体的血管中，保证血液能够从栓塞的动脉中流过；同时，这个小机器被一层药衣裹住，此药物能够预防血管中的伤痕形成新的栓塞。此项技术的发明，使一些心脏病患者避免了危险的开胸手术。结果，2004年，该公司的销售额从2003年的不到35亿美元上升到56亿多，利润从不足5亿上升到10亿多。
除了这些企业外，还有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跨国公司，因为总部不设在波士顿，没有被算在百强之内。如瑞士的Novafitis AG在2003年把自己的研究中心移到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的剑桥地区，雇用上千个科学家和服务人员。这些大公司看中的，就是波士顿的人才。麻省理工实际上已经被生命科学的产业所包围，不改变也不行。
在90年代IT泡沫破灭后，生命科学产业正迅速崛起，取代计算机产业成为经济的带头羊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健康开支，又占GDP的将近14％，遥遥领先于任何发达国家，平均1000个人1个医生，1000个人1张病床。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防经费虽然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国防经费的总和还多，但不过占其GDP的3％多一点；美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一流大学，其教育经费也仅花掉GDP的56％。可见，医疗是美国的最大产业。如今美国面临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进入老年的时代，这代“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力军的健康需求，更加刺激了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
回应这样的挑战，自然需要新的领袖、专业学科的重组，同时理工教育也必须改革。生命科学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和生命。科学和价值观念、道德问题会纠缠不清。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发展，甚至安乐死的争议，都涉及深刻的伦理问题，一点细节就会招致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卷入。树大招风。过去麻省理工和五角大楼合作最多，如今还面临本校著名教授特德·波斯托尔（Ted Postol）对学校在导弹防御计划的研究中涉嫌弄虚作假的腐败指控。日后生命科学迅速成长，生命伦理方面的官司肯定不少。苏珊·霍克菲尔德的政治技巧，为麻省理工未来应付这样的政治、宗教争议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同时，这些问题，在实验室中是解决不了的。麻省理工不能再把学生关在实验室里，而要扩展其人文教育。这一变化，在目前的麻省理工本科教育中已经显示出来。过去麻省理工招生时总把加州理工学院看成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则要和普林斯顿争夺学生。同时，欧盟也有不少人酝酿在波兰建设一个欧洲的麻省理工，挑战美国的科技优势。要保住美国的科技优势，麻省理工任重道远。它目前的转型，预示着世界顶尖的理工科教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