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才】
在“文革”时期众多的“五七”干校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设在均县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1970年夏秋之交，十年动乱期间，著名作家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大翻译家金人、赵少侯，古典文学专家王利器、顾学颉，老学者傅振伦，书法家李长路，文博专家单士元、徐邦达，故宫研究员朱家溍，还有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的弟子李可染，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可奎，琵琶艺术大师陈述亮女士，以及文化教育名人董永绍、陈杏圆、袁牧之、白登云、袁涌进，油画家许幸之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文化部丹江“五七”干校（即现在文字605厂沟垴位置）劳动。李可染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到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金人在干校得病后，因抢救无效客死在均县人民医院，在丹江“五七”干校走完了人生之路。
第二年秋天，县里举办“农业学大寨”成果展览，临时借用了干校一部分闲房办公，本人才有幸接触和了解这样一大批文化教育名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汇集，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汇集。可惜当时的人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红卫兵”把他们看成“黑帮”、“臭老九”，多次向他们“造反”。记得最初一次是，上级拨款盖宿舍时，“红卫兵”因看到图纸上每单元内有厨房、洗澡间、厕所等，强行要求有关单位修改设计。图纸如何改动我不得而知，我后来看到只是在每两户宿舍前装了一个水龙头。这些文化教育名人，每次洗菜、淘米两户共用一个“水龙头”。更令人叹息的是，他们在垂暮之年，不得不抛弃以往的一切，改换业己形成的生活方式。人人动手、亲自洗菜、亲自下厨、亲自上市场采买食品。白天他们荷锄田间，汗洒田头地边，在田埂上留下新的脚印，晚上他们相依、相扶带着手电筒踏着泥泞的土路翻越一条小河到“跃进门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均县地区还没有电视）。
他们在均县期间，热心于均县的文化事业。当时大兴样板戏，他们不辞劳苦，排演了《红灯记》，在均县专场演出。在深入宣传毛泽东思想热潮中，还帮助绘制了一幅“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型水彩画。为提高均县文化工作队表演素质，应邀对均县文化工作队的演员进行多次培训。经过培训，演员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除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外，还创作出一批艺术较高的文艺节目。其中舞蹈《渔乡女民兵》参加了省创作节目调演，《喜送蜜橘唱山歌》在省广播电台播放。在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有的演员还参加了湖北省曲艺代表队赴京表演。
期间，故宫研究员朱家溍老师举家迁至干校，曾被派往武当山为工农兵学员讲授古代建筑知识。事后朱老师有《怀武当山紫霄宫》诗记山中景物：“道院清秋暮，推窗望碧空。长松迎落照，桂露染琳宫。太岳当无愧，幽奇自不同。年年霜降后，楝叶满山红。”诗风雄健，意境开阔，正是老师本色。
“文革”以后，朱家溍老师不顾年老体衰，还多次登武当山研究道教文化和古建筑的修复工作，为武当山成功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画家沃渣画了一幅在均县喂猪的画保存在文化馆陈尚海家里。傅老（傅振伦）在丹期间，曾游襄樊、过隆中、上武当；同时习古籍、理旧稿、著新作。仅两年工夫，竟写成了《陶瓷史》、《中英文物字典》等。
事情虽然过去二十多年，至今使我不能忘却的是他们为均县文化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