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
如风的岁月，白驹过隙悠悠流淌四十余年，那年那月那日吹起的号角仿佛就在昨天——
1970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父亲陈一帆、母亲王蓉带着十一岁的哥哥和六岁的我被下放到湖北丹江文化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的总部在湖北咸宁，那是身强力壮的精兵强将的下放地，而丹江，只是文化部湖北干校的一个分校，是老弱病残的去处。那时，年幼的我对政治没有太多的理解。记忆中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是一个灰蒙蒙的夜晚，母亲病了，一位工宣队叔叔来到家里监督我们出发。大人们心情都很沉重，但作为孩子的我却蹦蹦跳跳，无忧无虑。
爸爸，陈一帆，1938年参加革命，战地记者，在前线和后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解放后曾多次进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摄《新闻简报》，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后来父亲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妈妈，王蓉，1946年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放后先后在青年艺术剧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做宣传工作。
去丹江的路途漫长而艰辛。爸爸提着家里最贵重的两大件，收音机和电唱机。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妈妈怀抱一个暖水瓶，那是为了路上喝水吃药。哥哥背着“三横压两竖”的被包。我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的东西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些小东小西的杂物吧。篮子不大，但对于只有六岁的我来说却沉甸甸的。提着它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妈妈看我辛苦，就叮嘱哥哥帮助我。
在武汉转了一次车，又经过了漫长旅途，终于来到了陌生而又贫瘠的土地——湖北均县，文化部老弱病残分校，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山都是石头山，除了有石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长。几排红砖房散落在空荡荡的山谷里。一位叔叔拿着一串钥匙，打开了我们落脚的住处，一套里外两间、红砖砌起来的平房。爸爸妈妈好像特别沉重，哥哥的表现我记不清了，我是特别高兴，在房子前跳来跳去。妈妈还说：“就是个屎孩子……”这是我记事后人生旅途开始的第一站，它深深烙入我脑海中的记忆，永远无法褪去。
“轰隆隆——砰”，“轰隆隆——砰”，采石场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当地山民靠采石艰难维生。骨瘦如柴、青筋爆出的男人们在摇摇欲坠装满大石头的木板车前拉车，仿佛双脚深深插入大地把头颅埋葬，女人们在木板车后面奋力推进，仿佛用瘦弱身躯把大山撼动。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大山是寸草不生、漫山遍野大石头的穷山，劳苦劳作的山民们用血，用汗乃至生命赐予大山。血染红了那冰冷大山石——不远处又传来了凄凉欲绝的女人的哭喊，炸山时又有人不幸遇难了。乌鸦在山顶拍打着翅膀哀嚎着……
干校有一个大礼堂，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功能厅，开大会、演出、忆苦思甜、庆祝、追悼会、谷物仓库都在那里。在大礼堂看过的话剧《收租院》至今记忆犹新。忆苦大会，就是那种在苦难音乐的伴奏下，听大人作忆苦报告，大家一边啃糠窝窝头，一边流眼泪。儿时的记忆是那粗糙的糠窝窝头怎么也过不了嗓子眼，干涩得实在无法下咽。但大人们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们，噎死不能扔。
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病重的妈妈想吃一顿饺子。于是爸爸想尽办法买来了黑面粉，费了老劲儿想捏紧饺子皮儿，可就是粘不到一起。好不容易做成了几个，放到锅里一煮，立刻散了架，全成了片儿汤。记得有一次，爸爸从咸宁开会回来，带回两根广式香肠，全家人就跟过年一样，偷偷摸摸地吃了，妈妈还嘱咐说：“吃完了别到外面说去！”但儿时的我，总想着把自己有的，别的小伙伴没有的，说给人家听。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有点儿好吃的父亲都给了我们，可爸爸自己却只是在饭里撒点辣椒面或咸菜汁当菜。
干校还有一大片菜地，是自己来管理，大人们给菜地播种、施肥。我也学着大人，大人们站直身体，往坑里丢两三粒籽，我却蹲下来仔细地往坑里按下每一颗种子。施肥时大人们两个人一组抬一桶粪，上面放上一片大叶子，以免粪尿溢出。
烧火的煤都由自己来做，大人们把煤泥像大饼一样贴在墙上，有的在地上做：把煤泥拍平，然后用铁锹划出一个个的小方块。
养鸡，好像干校的家家户户都养，不过老受到黄鼠狼的袭击。我们家就有一只瘸腿鸡，是我哥哥追到半山腰，从黄鼠狼嘴里救下来的。还有一个哑巴阿姨，都说她会挑鸡雏，结果长大了都是公鸡。
我在山底下，见过半山腰上的狼，记忆中就一只。
干校有一部大卡车，拉煤、拉劈柴等等都用它。休息的日子，车要是去城里，我们会求司机叔叔带我们去，坐着卡车去城里，比走着去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在县城医院住过两天院，记忆中病房里，可以烧火煮饭。
记得干校里要是有人去世时没有照片，开追悼会时用的都是手工画像。
1971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背起小书包、走进课堂、拿起笔、翻开书本、读书朗朗、光荣加入红小兵、唱《国际歌》、学习加减乘除、学习写字——我难忘的跃进门小学（后改为金岗小学），它坐落在大山的后面，在那里，开启了我的人生第一课。
上学的路是一条两脚宽的长长而又泥泞的山路，路好像只有两个脚面宽，一面是山沟，一边是悬崖峭壁。经常会看到山民在山沟里刮“观音土”吃。下雨天是大人们最担心的，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在水渠里走。可孩子们没有照办，认为那样就不勇敢了。大家拎着鞋，赤着脚，一步一滑，高高兴兴地向学校走去。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一个失脚，掉下十几米高的悬崖，弄不好小命儿不保。
学校的房子很破旧，教室的窗户上没有玻璃，没有窗户纸，只是一个大大的洞，黑板就是墙上抹一层薄薄的水泥，然后涂上黑墨汁。课桌是歪歪扭扭的木桌子，椅子就是摞起来的几块砖头。我和另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长长的木板，搭在砖头上当凳子用。为此还作为好人好事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们班人数不多，好像只有五六位同学，其中两个还是干校的。一位女老师教我们算术和语文。学校里经常有因为饥饿而晕倒和呕吐的孩子。这时候，就会有同学从书包里抓出一把毛芽草递给饥饿的同学。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要学唱《国际歌》。老师把同学们都集中到操场上，一个女老师在前面教唱，因为老师有地方口音，我们干校的孩子都偷偷地笑。为此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是第二批加入的红小兵，第一批是我的干校小伙伴黄小妹和老师的儿子。发展我入队时，老师把我带到山坡上秘密谈话，当得知这批发展我时，我激动得全身热血沸腾。听说我们这些干校的孩子回北京后没多久学校就被撤销了。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位非常和蔼可亲戴眼镜的伯伯，他就是大画家李可染。李伯伯负责出板报，就是在涂着黑墨汁的墙上写字画画。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李伯伯出板报，用活泼快乐的美术字歪歪扭扭地画出《庆祝六一儿童节》，周边还配有许多彩色的花朵和孩子的笑脸，看着歪歪扭扭的字，我觉得很奇怪，就跑过去说：“伯伯你把字都写歪了，多难看呀。”伯伯笑着说：“我写的不好，你来写好吧。”一听伯伯要让我写字，吓得我一溜烟地跑了。从那以后伯伯一见到我就说：“我一见到你就高兴。”儿时的我总喜欢扎着两条小辫蹦蹦跳跳。记忆中的李伯伯戴个眼镜，说话亲切和蔼。不知道是儿时记忆的偏差？还是苦难蹉跎岁月催人老？也许是后者吧。四十多年沉淀下来的对李伯伯的记忆依然是亲切美好的。
袁牧之从来都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听大人们说，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就记得他们家的大狗特别的厉害和可怕。有一次我上他们家，大狗一口咬住了我的腿，我吓得大叫，袁牧之在房里，用低沉的长音说：把—她—带—走—。
他们家的大狗经常咬伤当地村民，当地村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家的大狗在他们的院子里宰了。他们全家人躲在房间里，挂上窗帘，不敢出来。杀狗的村民不会杀，半天狗都没有死，后来来了一个会杀的，大狗才一命呜呼。
后来回到北京后，袁牧之也不见人，有来客家属就打开门上的小窗口，答客。
他的子女：袁牧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袁小牧（女）、袁牧男（男）。
白毛仙姑（姓名不知）：弹琵琶每月工资800元（那年头是天文数字），满头白发，一辈子没有结婚，听说是要结婚时，家里面批了八字不和。她从北京寄往丹江一箱子珠宝寄丢了，她连眼睛都没眨，心态特好的那种。大人们都说，什么丢了，肯定让人偷跑了。
有一只猫的阿姨：记忆中，那只猫，可肥了，她老给猫煮肉吃，自己不吃。还念道：过来，妈妈给吃。她的心脏病挺厉害的，老犯病。她好像有一个儿子，挺大的了，来看过她。
我和黄小妹（大名叫黄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她的哥哥就是这次逼我写这篇回忆录的黄晓捷，我叫他晓捷哥，当时在我们学校上五年级）是同龄的好伙伴好朋友，来到丹江，在一个班里上一年级，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玩耍儿时的游戏，在一起学习。她是一位优秀、聪明、可爱、乖巧的女孩，个头不高，白白的皮肤、嘴角两边有一对小小、深深、圆圆、醉醉的酒窝，笑起来可可爱了。
她的学习与成绩永远是天下无敌，永远第一。记得在丹江，有一位叔叔给我们俩出算术题，看我们俩谁先算出来，黄小妹永远抢先回答出答案，叔叔还没有算出来，她已经回答出来正确答案。后来，回到北京，她来我家找我来玩，我知道她学习最优秀，就给她找了一道最难的数学题，存心刁难她。小妹手到擒来、毫不费力地迅速算了出来，还说：“考试时，一般不会出这样的题。”和平里七小我们还在一个学校，她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美术方面，出学校大板报，她站在椅子上画画写美术字，同学们围了一圈学习、羡慕。体育方面，打羽毛球只有体育老师才是她的对手。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玩具，我和她就找来自动铅笔（塑料质地，按下后面按头，笔尖就伸出一个爪子，再把笔芯放上，那时笔芯好粗，比B级笔芯还粗几倍的那种，需要装上后人工削出笔尖）。那时，塑料材质的东西，还是挺少挺稀罕的。我们就拿着这样的自动铅笔，互相打屁屁针，每一次，都要为是隔着裤裤打，还是露出屁屁打而争执不休。她总是乖乖的样子，言语不多，说起话来，慢慢、轻轻地、不会吵架，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聪明、可爱型的乖乖女。属于内刚外柔的女孩，趴在那里：“别太使劲了，别打太疼了……”我们嬉戏、开心地笑着、笑着！童真地笑声，每每回忆起，总在耳边回荡，久久不愿散去。
再后来，她上了北大，留学，读博，我们就鲜于联系了。再后来，她在美国，她有两个宝宝，她突然离开我们而去。一想起她，我的丹江小伙伴黄小妹，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般，不愿意碰触，不愿意回忆。因为，儿时的记忆太过美好。我们永远怀念她！
记忆中，最高兴的是过年过节的文艺演出。小小的丹江分校，却人才济济，大腕云集。袁牧之夫人朱阿姨的一曲《海港》，穿云裂雾，唱得掌声如雷。打板鼓的伯伯将一个脸盆翻过来，双手各拿一根筷子，在脸盆底上紧打慢敲，节奏分明，摇头晃脑，分外陶醉。还有我们小女生，挥舞着手中木刀，表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好不威风。
记忆中，丹江最美丽的风景，应该是丹江大坝。大一点儿的孩子们都到那里去游泳，我也缠着爸爸到江边去玩耍。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江边捡拾美丽多姿、色彩各异的石头。回到家中，把它们放在脸盆里，然后装满清水，每粒石头晶莹亮丽，在水的荡漾中美不胜收！
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孩子们却是无忧无虑，甚至是快乐的。
两年光荣艰难的岁月匆匆淌过，终于，启程北归了。火车把我们带回了北京——我的家。回来了！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我是多么的高兴啊。两年前出发时，是一个灰色的夜晚，回到北京时虽然也是一个夜晚，但天不再是灰色，满天星斗灿烂。没想到我们还能回来。
脚踏着北京这方土地，遥望着丹江口——文化部湖北丹江“五七”干校的所在地，我想念你！我的那年、那月、那日、那山、那水、那里的人们、那里的学校、那里的丹江大坝和那方贫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