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权威观点把文学坚持党性原则的方式方法阐释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由党来领导，接受党的监督”。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进一步偷梁换柱，把“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换成服从行政命令，进而严格控制文学创作，使之成为宣传错误路线和政策，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标语口号化的宣传品。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邓小平还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就非常明确地指明了，文学坚持党性原则的方式和方法是以文学的独特方式，即以它本身的特点发挥它的特殊性能和特殊作用。它的特殊性能就是用形象反映生活。它的特殊作用就是以真实的、生动的艺术形象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看，文学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但服务的方式却不单纯是服从一定阶级的政党领导，接受其监督，它还以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方式服务于政治。如我国古代曾存在过采诗制度，封建统治阶级所以采诗，是想通过采诗了解民情民意，“观风俗，自考正”，观照本阶级统治的成败得失。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诗不仅具有感发振奋人心的作用，还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文艺复兴文学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学，但它绝不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下产生的。相反，它通过揭露中世纪封建专制的黑暗及其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摧残，唤醒了彼时期人民群众的觉醒，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与成长。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但是，托尔斯泰与俄国的革命党毫无瓜葛，更不是自觉地为俄国革命服务，而是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当时俄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形，具有浓烈的人民性，从而起到了“俄国革命的镜子”的作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学运动也不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直接领导或监督下产生和发展的。相反，是新文学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人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而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则是表达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左”时期的政治生活不满，因而发自内心的呼喊，是对一定时期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合乎民心民意的感受和评判。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通过表达人民的心声，针砭时弊，干预生活，促成了人们对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反思，从而起到了为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重新确立，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服务的作用。所以，坚持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方式和方法是坚持人民性原则。作家只要坚持了文学的人民性，不是表达反动阶级的或是个人和小集团的思想情趣，而是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无论作品是直接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斗争目标，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还是表现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乃至有利于培养人们崇高的情操和健康的思想情趣，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总的事业服务的任务。
当然，作家们要克服把文学看成为自己赚钱的个人事业的偏向，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倾向，需要有一个约束或监督机制。但其约束或监督机制的确立应通过合乎文学规律的有效的文学批评来实现，而不应通过行政命令或其他长官意志去进行粗暴的干涉。
三、文学的人民性与人性
文学是以人为中心描绘人生画卷揭示人生底蕴的艺术。因而，不少批评家和作家都把人性看作文学表现的对象。但是，不少批评家和作家是把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看作文学应表现的人性，撇开了人性中人的类本质，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方式，人与人的关系等更具人生底蕴性的东西，因而不可能科学地阐释一般的人性问题，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文学作品应表现的人性问题。
不可否认，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看，人们的确存在着“最基本”或“最普遍”的“人性”。如梁实秋等人所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和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古人也说过，“食、色，性也。”但是，这种人性充其量只是人的动物性，并非真正的人性。因为，动物也要生存并进行种的繁衍，也需要物质生活资料，也存在异性的吸引，也有亲子合群之情，遇到不适环境或者遇到天敌，也有恐怖的情绪。如马克思所说：“固然，饮食和生育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且把这些机能弄成最后的和唯一的究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这些机能是动物的。”
所谓的人性应当是指人不同于动物的类本质。人之所以称其为“人”，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二者的不同不在于是否需要生活资料，而在于如何满足生活需要。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是凭本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享用自然界现有的生活资料，而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通过生产劳动，主动地改造自然，以一定的生产力创造生活资料。同时，“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还“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换言之，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发生交互关系实现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人的生活需要与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人生存和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后者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因。所以，所谓的人性不能仅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角度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角度来认识，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作用角度来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的人其人性是不同的。迄今为止的人性总是表现出热爱劳动、以劳而获与厌恶劳动、不劳而获的对立；总是表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同劳动、互惠互利的集体主义与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对立集中表现为劳动人民的人性与剥削阶级人性的对立。如毛泽东所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极端利己主义人性，我们说它是剥削阶级的人性，并不是说只有处在剥削阶级地位的人才带着这种人性，或者说凡是处在剥削阶级地位的人都带着这种人性，而是说这种人性是阶级社会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本质属性，它既是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温床，又是保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免于灭亡的屏障。因为，自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以来，受极端利己主义人性的支配，一些人凭着掌握的公共权力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一些人凭着占有的大量生产资料支配他人劳动，占有愈来愈多的剩余产品；一些人利用其他社会机会，侵夺他人财产和劳动成果。于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阶级社会中，形成了借公共权力谋取特殊利益的管理阶层以及靠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有产阶级，他们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共同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阶层，并创设国家机器镇压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斗争。但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即使通过阶级斗争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但在极端利己主义人性的支配下，掌握新政权的管理阶层又再次借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特殊利益，并通过新的“占田制度”，占有大量生产资料，支配他人劳动，使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又重新产生出来，并且周而复始地延续着。如古代农民起义大都提出“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在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摧毁旧的大土地兼并之后，却出现新的封建王朝和新的大土地兼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倡导“自由、平等、博爱”，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以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却出现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正由于极端利己主义人性使得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难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不少人便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私自利是人之天性”；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总是把极端利己主义人性说成是最普遍的人性；一些文学作品也把极端利己主义人性当作普遍的人性来表现。但是，无论把这种人性说成是怎样的天经地义，怎样的合情合理，从人的类本质上说，这种人性都是非“人性”的。其一，这种人性不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生活资料，以此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或其他社会机会，用他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具有动物不创造生活资料，只享用自然界现有生活资料的特征。其二，这种人性支配下的人与人关系是强者侵夺弱者，强者欺凌弱者。掌握公共权力和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强者，不仅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剥削弱者应得的生活资料。而且靠公共权力巧取豪夺，侵夺弱者已得的生活资料。受管理和丧失生产资料的弱者不仅因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忍受他人的剥削和奴役，还常常遭受强者多方面的搜刮和欺凌。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具有动物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特征，甚至比动物界的生存斗争更为残酷。其三，由这种人性支配的社会生活是黑暗的，非“人道”的。因为由这种人性产生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使人数占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依靠侵夺他人不断地敛财聚富，既富且贵，而且凭着“富贵”的优越条件，“离散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夫多妻，妻妾如云，生活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甚至达到极度的荒淫奢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却因受少数人的侵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夏衍的《包身工》反映的那样，广大的“芦柴棒”（包身工）不可能享有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只能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不可能有“爱”的满足。因而，阶级社会中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即所谓的“人道”，只是对极少数人的“人道”，对绝大多数人的不“人道”，是人们常说的“惨无人道”。显见，极端利己主义人性是人把自己混同于动物的动物性，而非“人性”，或者说是人性的异化，人性的泯灭。
总之，真正的人性是在满足生活需要的方式方面人不同于动物的特性，即人们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改造自然，创造生活资料的人的类本质，是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因而是对极端利己主义人性的否定，是对人性异化的克服，也就是人们不断消除极端利己主义人性，确立共同劳动、互利互惠集体主义人性的人性复归，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是人的勤劳、勇敢、顽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从人的共同活动看，是人的平等互利、分工协作、团结互助的群体合作精神；从人的互相交换其活动看，是人们尽职尽责、诚实守信、相互竭诚服务的职业操守。这种人性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进步和实践主体的人格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