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
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担负起文学的历史使命，我们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应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文学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把理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认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建国以来，文学事业发展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的历程，从建国初到1956年前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之后，随着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敢于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为文学花苑增添了新的光彩。然而，由于当时对这类作品不正确的批判，出现了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所谓“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使文学事业遭受了挫折。之后，随着对这种错误思潮的纠正，随着1962年《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召开，又出现了如《赖大嫂》、《锻炼锻炼》、《三年早知道》之类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促进了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接着，又是对这类作品的批判，使文学发展再度出现挫折，使错误思潮日炽益盛。特别是“文革”十年，对大批优秀作品的批判，使文学百花园里百花凋零，一片萧瑟，唯独几枝“钦定”的文学之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对此，人们往往看到它的现象，却很少认识它的本质；往往从外因上查根源，把它归结为思想的禁锢，政治的不民主，很少从文学发展的自身，即从文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寻找根源。诚然，从表面现象看，造成建国来文学发展的几次挫折，似乎是外因在起决定作用。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由文学理论问题上的混乱导致的。因为文学事业所遭受的几次挫折，是围绕文学理论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等问题的提出，使正确的理论观点受到否定而导致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正是以批判所谓的“黑八论”，把一批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打入地狱，使文学事业遭受空前浩劫的。很明显，社会主义文学与一切错误思潮的斗争，从效果上看，是发展与扼杀的斗争，但从原因上看，却是文学理论中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是对文学发展客观规律认识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发展绝不是什么“外部的事物”，而是与文学作品结合在一起，同属于文学事业这一统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事业重新获得了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伤痕》、《班主任》深刻揭示了极“左”时期人们心灵深处遭受的毒害和创伤；《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记忆》通过对历史生活的重新认识和艺术概括，指出了危害党和国家、影响到人民命运的隐患以及这些隐患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原因；《未来在召唤》、《乔厂长上任记》、《报春花》反映了围绕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千奇百怪”的矛盾斗争；《阴影》、《爱的权力》再现了现实生活中奇特怪诞、惨不忍睹的男女青年爱情悲剧……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像时代的一面面镜子，反映出历史变革时期的真实面貌，给予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特别是在题材选择上，不落窠臼，勇敢冲破禁区，步入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描绘现实生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斗争及其规律，更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思考、探索和追求精神。这些文学实践充分说明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的生命是真实。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斗争；有希望、有理想；有光明、有黑暗，反映在文学中就必然有“歌颂”、有“暴露”、有思辨。诚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学创作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到创作方法的选择；从典型化问题到作品的风格、基调等等，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及其规律性。遵循客观规律，文学事业就发展，就繁荣；反之，就受挫折，就衰败。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必须认识文学的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文学的发展，我们对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的现象仍有发生，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同志看到“暴露性”文学作品多了些，并产生了一些消极效果，便因噎废食，试图否定揭露现实生活阴暗面之类的文学作品。当时的一些同志对这类文学作品的否定，例如对《我应该怎么办》、《炮兵司令的儿子》等作品的贬斥和责难，正是围绕“典型化”、“真实论”等理论问题发难的。近年来，文学创作总的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奋进的，但却有不少作家作品追随西方非理性主义现代派，有的把文学看作自我表现。割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的追求纯客观描写，反对艺术概括，反对典型化方法；有的把文学作品看作单纯的消遣品，大写特写色情、凶杀、惊险等具有强烈感官刺激的东西，这些偏向无疑会影响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分析文学创作实践，把文学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弄清诸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贯穿于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诸方面的客观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事业的新发展，一系列新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是什么，是属于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是属于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怎样，只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还是兼有干预与被干预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用是什么，仅仅起教育作用，还是兼起认识、娱乐和其他作用；怎样理解文学为政治服务，怎样理解文学的阶级性、党性、人民性、民族性、全人类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文学的创作方法是什么，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两结合”；如何理解典型化问题，它的核心是不是本质论和主流论，如果是，应该怎样理解本质论和主流论，怎样处理真实性、典型性、思想性之间的关系；作品的思想内容受什么决定，是“题材决定”还是“反题材决定”；作品的主题是从现实生活中来，还是从“中心任务”中来；文学创作选择题材、塑造人物、贯穿和突出主题，有没有一个限定；文学的表现手法有没有如“三突出”之类的固定格式，结构、体裁、语言、风格是否可自由选定，是否要大众化、通俗化，基调只能高昂呢，还是容许“感伤”等其他色彩；文学批评有无标准，如果有，应如何理解这些标准；作家的世界观是否需要改造，是否需要深入生活，如果需要，怎样理解深入生活，是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还是深入自己熟悉的生活；文学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文学的多样性，是靠“长官意志”的计划调节，还是靠“自由竞争”调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以往围绕“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等问题的讨论，围绕林彪、“四人帮”批判“黑八论”早就提出来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深入探讨，因而在当前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成了新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正是文学理论中带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弄清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进一步认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才能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
探讨文学理论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最根本的，是在进一步认识文学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文学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
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在社会生活中有所感受后，从一定的创作目的出发，围绕一定的主题，选用一定的题材，塑造一定环境中的艺术形象，以此为内容，运用一定的体裁、一定的结构、一定的语言，以此为形式，创作出来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用以反映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斗争、希望、理想。所谓文学实践，也就是作家为着一定的创作目的，采用一定的创作方法，由思想见之于创作行为的活动。
在创作实践中，各个作家由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不同，思想、情趣和美学观点不同，所抱的创作目的和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也各不相同。他们或者抒发奔腾激越的情感，或者描绘人间的风俗，或者歌颂光明，或者暴露黑暗，或者留恋过去，或者憧憬未来，或者……因而采用所谓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然而，作家本人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作家个人的认识、思想、情趣、美感，主观的心理活动，完全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客观地决定于一定时代和社会的。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与道德、科学一样，是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它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根本原因在于它对于人生具有重要的功利性和实用价值。它或者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或者促进人们的道德培养，或者供人们艺术欣赏和娱乐，或者兼而有之。一定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必然产生出一定的社会效果。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的差异，必然产生出社会效果的差异。西欧中世纪的梦幻文学，以宣扬和图解宗教神学为主潮，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僵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以现实为摹本，要给时代照一面镜子，打一个印记，激发人们与宗教神学决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19世纪巴黎公社文学，鼓舞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搏斗；我国“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帮助人们认识旧中国的黑暗和反动，在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是浪漫主义，徐志摩的作品，总难达到郭沫若的艺术高度。
同时，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的不同，还极大地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模。比较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能够促进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错误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往往窒息文学的发展，使之走向颓废。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喜剧，以朴素的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古希腊、古罗马出现了文学的“黄金时代”；中世纪的梦幻文学，演变为宗教神学的传声筒，使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时期；14—15世纪以来，人文主义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大胆反映现实生活，使文学又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的胜景；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又把文学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至20世纪以来，正如法国美学家列裴伏尔在《美学概论》中所说，由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盛行，导致了文学的颓废主义，使文学事业一蹶不振。在我国，诗三百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楚辞抒发真挚的感情，似明星永放光辉；汉乐府逼真描绘时代风貌，建安风骨饱含社会动乱年代的慷慨悲凉，这些千古不朽之作，把文学推向繁荣。之后，形式主义盛行，玄言诗充斥于市，文学成了宗教玄学的传声简，唯有陶渊明之作“鹤立鸡群”。唐代以来，文学巨匠“各领风骚”，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写实”，韩愈的“古文”，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把文学推向鼎盛时期。“五四”新文学，高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面大旗，大破“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更使我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建国以来，我国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表明，能否遵循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是关系文学能否繁荣和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从60年代初至“文革”前，文学主潮坚持了比较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使当代文学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并使文学作品真正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功用，使人们正确地认识现实，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为改造现实、争取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奋斗。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以及“文革”期间，错误思潮占统治地位，文学创作在目的论上，仅承认文学的“教育作用”和“为政治服务”，否认其他目的和社会功用；在方法论上，奉行“写中心”、“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创作原则，结果使文学脱离现实，成为失去艺术特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空头政治”的传声筒，文学事业因此衰败，堕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新发展，最关键的，是在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上恢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然而，近年来，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在一些作家那里受到程度不同的扭曲。例如，一些作家以写真实为由，大肆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一些作家以赚钱为目的，竭力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大写特写性心理、性行为以及所谓“原始野性”；一些作家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派。这些扭曲，使文学事业再次低迷不振。
当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并不单纯在于文学自身，而是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何况，在文学的发展中，起重大影响作用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属于文学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问题。如前所述，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和为政治服务，势必使文学图解道德、图解政治蜕变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排斥文学的教育作用，使文学脱离政治，又会使文学发展走上邪路。
所以，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应通过文学理论诸问题的探讨，在进一步认识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确立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
三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要认识客观规律，并遵循客观规律，确立正确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就规律言，它要求探求文学诸原理、诸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就目的与方法言，它要求探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适合的尺度。文学理论诸问题的探讨，诸观点的确立，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一贯性，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理论正确地反映文学客观，正确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