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仍然只能从新中国诞生以来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从农村经济生产方式上去寻找。从内在因素看，尽管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小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已转变为土地公有的集体经济，使土地经营的规模有所扩大，但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农村生产方式仍然延续了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每一生产单位（合作社或生产队）“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生产过程没有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者“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也就不容许“应用任何科学”；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本单位直接生产的大部分消费品，“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生产经营的粗放性、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专业化分工的不发展、产品生产的单一性、社会联系的封闭性、产品交换的不发达，共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产业的分工分业，限制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限制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尽管国家集中了大量物力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混淆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在实践上混淆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注重通过农业和农村专业化分工与产品交换的发展，促成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是单纯依靠土地经营规模的变更和增加农业投入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这必然阻滞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限制现代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渗透，束缚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尽管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大力倡导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但是，由于不注重发展农业和农村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不注重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地域分工，致使不少地方在执行政策中往往习惯于搞小而全或大而全，自给自足，或者单纯抓粮食生产，放弃其他产业发展。不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不少地方的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开发、利用，使之变成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不少农村守着宝山受穷。没有农、林、牧、副、渔浅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和分业，也就没有以农、林、牧、副、渔为原料的深层次的农村加工业，也就没有农村的工业化。
三是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发展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但是，由于不注重发展农村内部各地域之间、各产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不注重发挥商业等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领衔作用，因而，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农业和农村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及其地域分工发展迟滞，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这些状况无疑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总之，经济近代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起点，工业化以生产商品化为起点，生产商品化以生产专业化为起点。西方发达国家其所以能较早地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较早地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恩格斯所说，“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然而在我国，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本身具有限制分工和交换发展的自组织能力，秦汉以来的传统政策导向又不断地强化着这种自组织能力。于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共同限制了农村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地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分业，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正是我国自明清以来，经济发展和经济近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本质和根源。
经济发展动力与农村市场开拓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治国、治省、治县的首要问题。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实践主体对这一问题的思维角度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政策导向不同，产生的实践效果千差万别。有的使经济跨上腾飞的巨龙，有的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诚所谓“谬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为了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避免实践中的失误，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经济运行诸方面内在的本质联系，深入认识其规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力问题。
一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思维问题，经济发展动力应在经济内部去寻找，即在经济内部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去寻找。经济发展实质是由经济内部矛盾所决定的经济的“自己运动”，与经济相联系的外部矛盾则是促进经济“自己运动”的外部条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思维问题，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经济自组织系统，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结合形式。结构优化，要素之间相互协同，能促进系统功能的优化，产生发展的内动力；结构不良，要素之间相互制约，会造成系统功能的内耗，甚至使系统功能逐渐萎缩。
运用这些观点分析问题，国民经济是由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以重工业、轻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构成的庞大系统。所谓国民生产力实质是工业与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力的有机集合，商业则是将工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力联为一体形成国民生产力的纽带。如果把城市经济看作工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把乡村经济看作农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国民经济则是由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构成的庞大系统。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它们既对立又同一。
其一，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结合过程，它既是生产过程，又是消费过程，生产保障消费，消费拉动生产。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城市经济还是乡村经济，劳动者都要进行生活消费，生产过程都要进行生产消费。工业部门的劳动者需要农业部门提供粮、肉、蛋、奶之类的生活消费品，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布、糖、鞋、帽之类的生活消费品。工业生产需要农业部门提供棉花、甘蔗、烟叶之类的原料辅料，农业生产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之类的生产资料。此部门的生产不仅是对彼部门产品的消费，而且通过生产，生产出产品，保障彼部门的消费。反之亦然。而且，遵循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工业和城市经济增长离不开农业和乡村经济为其提供需追加的原料、辅料和劳动力；农业和乡村经济增长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经济为其提供需追加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后者愈支持前者，前者愈扩展其发展空间；前者愈反哺后者，后者愈开拓出广阔的发展道路。
其二，国民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划分，根源于生产力与分工的协同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分工的深化，社会生产依次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小手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三次社会分工和产业剥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小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分化和裂变，出现了三次产业划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分门别类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区域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经济体系。然而，分工总是与协作紧密相连，产业分工愈发展，产业间的联系愈紧密。不仅现代化工业体系内部各产业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也是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国民经济内部大的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的生产单位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提供原料、辅料和制成品的分工协作关系。此一方生产是为了向彼一方提供可供消费的产品，换回彼一方的产品保障自身的消费；此一方消费彼一方产品的同时，也是为了向彼一方提供产品保障彼一方的消费。
显而易见，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内部不同的产业分工部门，它们之间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其间结合紧密、结构优化，会相互促进，产生发展的内动力，促成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其间结合松散、结构不良，会相互制约，造成系统功能的内耗，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诚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其中，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本原的推动作用。首先，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出有效需求，进而产生需求拉动效应。一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和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衣、食、住诸方面的生活消费为城市纺织制衣、食品加工、糖果医药等轻工业生产提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二是农业和乡村经济日益增长的生产消费，为城市经济中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作物生长素等重化工业生产提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三是在社会各产业部门中，唯有农业具有综合利用各门科学及其技术成果的能力。农业生产发展对广泛和综合利用科技成果的需求必然全面刺激各门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产业的扩张。四是发展农业需要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资源、大气资源和生物资源。农业发展对这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巨大投资需求必然拉动与此相关的城市工业及科技产业的增长。
其次，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供给，进而产生供给推动效应。例如，肉、蛋、奶、菜、果等农产品日益丰裕，不仅保障原有工业和城市人口生活消费，而且保障后者扩大再生产必需追加的劳动人口的生活消费；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单位生产规模扩大，能够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力，以满足工业和城市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不仅目前的常规工业，如糖、纸、食品、皮革、纺织、制衣、医药生产需要农业为其提供产品，而且未来的尖端技术工业同样离不开农业提供有效供给。
再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不但，农业和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而且，市场就其本原而言，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作为交换处所的市场只是沟通供需、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从国情看，农业和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而，农业和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是工业和城市经济最广阔的市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努力增强农业和乡村人口的购买力，扩大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必然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同时，只有前者的充分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后者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使二者相互拉动或推动，促成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
所以，从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上说，国民经济内部的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应是并举的，发展应是均衡的。二者本无孰轻孰重，孰为主导，孰为基础之分。曾一度流行过的“奉献论”，实际上是很局限的。因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奉献”，并不像伦理学意义上的“奉献”那样“无私”，“不求回报”，而是遵循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此产业为彼产业做奉献的同时，彼产业也应为此产业做奉献。否则，此产业“奉献”之后失去发展后劲，就不能继续为彼产业“奉献”。单方面的“奉献”往往会成为对单方面的“竭泽而渔”，使另一方同样失去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双方都陷入困境，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只有坚持工农业并举、城乡经济并重，保持二者的协调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内动力，使国民经济运行突破恶性循环，实现良性循环。
这并不排除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坚持以某一方为主导，由另一方做基础、做奉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国民经济发展初期，即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阶段，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工业发展做奉献，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然的。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在其经济学著作《李斯特全集》中曾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缺乏工业力的农业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是停滞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能独立的，它本身不具有发展的条件。只有国内有了工业力后，农业本身才能由于工业的推动而有所发展和提高。”然而，当工业基础奠定、工业体系确立以后，则应根据国民经济系统内部主要矛盾的转化，调整政策导向，坚持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主导，工业为农业发展做奉献，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备，而且积累和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增加农业的投入。仍如李斯特所说，只有在国内培养、形成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生产力，掌握最大的财富和政治力。
二
在国内培养、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从而达到最大的国民生产力，掌握最大的财富和政治力，主导方面是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即农业和乡村经济全面采用商品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