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自冲出三峡之后，就好似一条挣脱了枷锁的巨龙，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奔腾呼啸着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地流入江淮平原；随后，它猛地转了个近乎直角形的大弯，浩浩荡荡地扑进了大海的怀抱，完成了它的万里行程，找到了它最后也是最好的归宿。
吴国的都城建业，就坐落在这长江的转弯之处。建业古称金陵、秣陵，北有坦荡辽阔的江淮大平原，东有富庶秀丽的长江三角洲，南有烟波浩淼的震泽（太湖），西有冈峦起伏的山岭。它外有？舀滔的江流环绕，内有错落的山丘环抱，淮水（秦淮河）像一条宽而长的玉带横贯城中。后湖（玄武湖）似一块大而亮的明镜摆放在城边。城北的燕子矶，三面环水，突出江边，仿佛一只凌江欲飞的春燕，迎送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城南的牛首山，两峰相峙，状如双阙，好似两位威武雄壮的大汉，守护着大门；城东的钟山，拔地而起，突兀巍峨，犹如一条蟠结的苍龙，翘首云天；城西的石头山，危岩耸立，下临激流，就像是一只伏卧的猛虎，雄踞江边。城内山地、丘陵、平原、河渠和湖沼星罗棋布，纵横交错，山环水绕，相互掩映，雄伟多姿，景色秀美……无怪乎诸葛亮曾发出由衷的惊叹：“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建业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有识之士的重视，把这里视为必争之地，自从战国时越国的名将范蠡在此处修筑了城池之后，历朝的统治者均在这里筑城设邑，并派重兵驻守，以控制江淮之地。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举国大乱，烽烟遍地，群雄四起，相互征伐。吴主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占据江东，独霸一方。尤其是孙权迫于曹操大举南进的巨大压力，与刘备联合，在赤壁战败曹操之后，他的地盘已大为扩展，控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地区，羽翼逐渐丰满，根基已较稳固。为了与曹操和刘备争夺天下，成就功业，孙权审时度势，将治所从京口迁至秣陵，在石头山上修筑了“石头城”，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以示其建功立业、称霸天下之雄心壮志。
此后，孙权为了同刘备争夺荆州，虽曾一度将治所西迁至武昌，并在那里正式登基称帝。但当吕蒙白衣渡江打败关羽、陆逊火烧连营击溃刘备、荆州的形势已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孙权便把国都从武昌迁回建业。
孙权迁都建业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吴国占有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于是，他就开始兴修都城。新筑的建业城周长二十余里，背依后湖，面对淮水，左有钟山之险，右有石城之固。从此，建业便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长江之畔，屹立在江淮平原，成了可与洛阳、成都比肩而立的大都会。
转眼之间三十多年又过去了，历史的长河流到了永安五年（262）。作为吴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建业，经历了一次次自然界狂风暴雨和政治上腥风血雨的吹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像个饱经风霜之人，变得有些苍老了，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如今，住在太初宫④里，主宰着国家命运的君王，已不是大皇帝孙权，也不是幼主孙亮。而换成了孙权的六子、孙亮的六哥孙休。
孙休能够入主太初宫，成为吴国的第三任皇帝，不仅孙权始料不及，就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然而，吴国朝廷内部一次次激烈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步步地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孙权和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一样，在前半生的创业时期，倒也不失为明主。他励精图治，顾全大局，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团结重用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一大批智勇之人，因而在群雄的角逐中拓展了疆域，扩充了实力，使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独霸江南的一代雄主。
孙权也和历史上不少开国的君主相似，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便开始从人生和事业的高峰上滑落下去，锐意进取之心逐渐消退，猜忌多疑之心日益加重。他越来越变得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猜疑群臣，忠奸不分。结果使嫉贤妒能的奸佞小人备受宠信，窃弄权柄，擅作威福，诋毁大臣，构陷无辜；忠贞竭诚的股肱之臣遭到陷害，或囚或禁，或诛或贬，抄家灭族，流放蛮荒；满朝官吏心怀恐怖，人人自危，终日惶惶，噤若寒蝉……吴国前期那种君臣和睦、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的局面已荡然无存。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孙权的称帝日久和年事已高，他也变得越来越昏聩暴戾，果于杀戮，酿成了一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皇嗣之争，把吴国推向了危险的边缘，留下了无法消除的隐患。
孙权共有七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黄初二年（212），孙权为吴王时，就立孙登为太子；称帝之后，又以孙登为皇太子。无奈孙登短寿，在赤乌四年（241）去世，吴国的皇储之位一时空缺。此时，孙虑也已亡故，孙权便推长而立，以孙和为皇太子，而以孙霸为鲁王。但孙权偏爱孙霸，使其与孙和同处一宫，享受同等礼遇。后经不少大臣的再三劝谏，孙权才被迫让孙和、孙霸分宫居住，使其二人各置僚属。
孙权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朝臣分为两派；拥护太子孙和的拥嫡派与拥护鲁王孙霸的拥庶派。两派各为其主，互不相让，你争我斗，视若仇寇，使这场皇嗣之争波及朝野，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孙权见朝廷内外举国中分，文武大臣势同水火，担心将来会重蹈袁绍二子相争、曹操坐收渔利的覆辙，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废除了太子孙和，赐死了鲁王孙霸，并残暴无情地诛杀、灭族、流放、贬谪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就连功高盖世、出将入相的陆逊，也不能幸免于难，在遭到孙权的数次严厉指责之后，忧愤交加，郁悒而死。
经过这一番折腾，吴国虽然山河依旧，但却元气大伤。已是风烛残年的孙权，改立少子孙亮为皇太子。太元二年（252），孙权病死在建业，把一个国力衰败、危机四伏的国家留给了年仅十岁的幼主孙亮。尽管孙权在去世之前，曾把军国大事托付给大将军领太子太傅的诸葛恪，希望他能尽心竭力辅佐幼主治理好国家。但傲慢专横、好大喜功的诸葛恪，辜负了孙权的期望和重托，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使吏民失望，朝野怨艾，不仅没能把吴国治理好，反而在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角逐中被孙亮和孙峻合谋诛杀，落了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诸葛恪死后，心地险恶的孙峻总揽了吴国的军政大权。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滥用刑法，把吴国搞得乌烟瘴气，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五凤三年（256），孙峻病死，其从弟孙琳代替他执掌了朝政。
孙綝大权独揽，专横跋扈，使年纪渐长的孙亮大为不满。太平三年（258），孙亮欲除掉孙琳，归政于己。但因他年轻少谋，虑事不周，泄漏了机密，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反让孙缣借机发难，废黜了孙亮。
此时，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已死，孙奋又因数越法度而被废为庶人，因而孙休就被孙琳推上了帝位
建业的冬天，虽不像北国那样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但也没有南国那样温暖宜人。处于南北交界的地理位置，使这里不断受到北方寒流的侵袭，气温经常骤降；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使从江湖中蒸腾出的水蒸气难以散发出去，城内常常是雾漾漾的，终日不散。湿漉漉的空气饱含着冷冰冰的寒气，充满了每一个角落，侵袭着每一个居民，使人无法躲避。
今年的气候也有些反常，刚入冬不久，便有一股来自北方的寒流，越过黄河向建业猛扑过来。从长江和众多的湖沼中生发出来的大量水气，把建业搅得浓雾弥漫，冷气飕飕，提前进入了数九寒冬。
已经快到中午了，建业城内的大雾依然没有消散，仍旧浓得好似稠稠的乳汁。城中的一切都被这乳白色的浓雾所吞没，数步之外便一无所见，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尽管孙休居住的赤乌殿内摆放着四盆熊熊燃烧的木炭火，使大殿内的气温比外面高出不少，但孙休仍觉得浑身发冷，时不时地打个冷战，只好紧裹着狐裘，一边微微颤抖着，一边批阅着大臣的奏章。不知是因为光线暗弱，还是由于体力不支，他的腰越弯越厉害，脑袋几乎都快要挨在御案上了。
孙休虽不似他的父亲孙权那样富有雄才大略，但也并非庸碌无能之辈。他学识广博，颇具眼光，比已被废为会稽王的孙亮高明多了。即位不久，他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一举除掉了“一门五侯”、“权倾人主”的孙琳兄弟，把军政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然而，他生不逢时，即位之时，吴国经过几次内乱，国力已日渐衰落，成了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即位四年来，又是内忧外患两下夹攻，魏国不断寇边略境，夷蛮不时聚众叛乱，海贼骚扰，灾荒连年，搞得他焦头烂额，顾此失彼。因而，他虽有重整河山、中兴吴国之志，但却积重难返，无力回天，只好苦撑危局，艰难度日。长期的操劳过度和担惊受怕，使孙休的健康大受损伤，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竟变得腰弯背驼，骨瘦形销，精力不济，萎靡不振，走路摇摇晃晃，说话有气无力，搭眼一瞧，根本不像一个正值壮年的汉子，倒好似一个饱经风霜、受尽磨难的小老头。
连续批阅了一个多时辰的奏章，孙休便有些支撑不住了，只觉得腰酸背疼、头昏脑胀、手脚麻木、眼冒金星。他放下朱笔，直起腰来，闭目养神。这时，一名宦官从外面走进大殿，来到御案之前，低声说：“启奏陛下，丞相濮阳兴与中军督张布有要事求见，现正在殿外恭候。”
“呃——”孙休不由一怔，睁大双眼，有些不安地说，“有请。”
“有请濮阳丞相与张将军进殿——”随着宦官的一声传唤，濮阳兴和张布一前一后走进大殿。
濮阳兴乃东汉末年长沙太守濮阳逸之子。他虽是位极人臣的丞相，但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均像个豪门大户的管家或账房先生。他长得瘦高单薄，长脸凹腮，豆眼鹰鼻，眉疏须稀，既无轩昂潇洒的风度，也无慑人心魄的威严。大概是他那瘦弱的躯体难以承受治理国家这副重担，被压得像只大虾米，浑身上下都显露出一种难堪重负的倦乏之态，五十来岁的人竞变得好似年已古稀的老翁，容颜苍老，暮气沉沉。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人之下、群臣之上的丞相，并不是因为他有非凡的才能和显赫的功勋，而是因为他与孙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休为琅邪王时曾居住在丹杨，受到丹杨太守李衡的多方刁难，使这位失势的王爷苦不堪言，只好多次上表孙亮，请求转到会稽居住。当时的会稽太守濮阳兴，出于对皇室的尊崇和对孙休的同情，不仅不为难孙休，反而对他百般优待。这不能不使孙休大为感动，与濮阳兴结成了莫逆之交。故而，在孙休即位以后，便对濮阳兴大加封赏，不断地给他加官晋爵，三四年内就由一个普通的太守升成了当朝堂堂的丞相。
紧跟在濮阳兴身后的张布，从外表看，与濮阳兴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生得矮而粗壮，狮头豹眼，扫帚眉，络腮胡，满脸横肉，一脸凶相，恰似一个肉铺的掌柜或富贾的保镖。孙休为琅邪王时，张布是王府的护兵头领，尽心竭力地护卫着孙休，因而深得孙休的信赖。孙休为帝之后，即擢升张布为左将军。在孙休诛除孙琳兄弟的事变中，张布不仅积极参与了密谋，而且在擒缚孙琳时也出了大力，为巩固孙休的帝位立下了汗马之功，因而被加封为中军督，担负着保卫皇宫的重任，成为孙休最为宠信的心腹之人，也是吴国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
特殊的经历和共同的利益，将孙休与濮阳兴、张布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不能分开。尽管平庸的濮阳兴无法担当起治国安邦的丞相之大任，引起众多朝臣的非议；尽管粗暴的张布恃宠而骄，横行无礼，引起建业百姓的不满；但孙休却念及旧情，对濮阳兴和张布仍深信不疑，委以重任。
濮阳兴和张布趋步来到了御案前，正要行君臣大礼，孙休忙制止住他俩：“此处并非朝堂，此刻亦非朝会之时，二位爱卿免礼落座。”
“谢陛下！”濮阳兴和张布虽免去了行大礼，但也不敢在孙休面前安坐，只是躬身而立，恭候着孙休发话。
孙休见濮阳兴和张布面带慌张之色，微蹙着眉头问：“二位爱卿有何事欲告于朕？”
“启奏陛下，”濮阳兴弯腰低头回答道，“微臣今日接到暗探之报，魏国司马昭近日令沿海各州郡，调集民夫工匠，打造浮海大船；同时，又令各州军马，汇集海滨，演练水战。臣以为，此乃司马昭欲从海路进犯我国之先声……”
“丞相所言极是！”性情急躁的张布打断了濮阳兴的话，插言道，“微臣以为，自陛下即位以来，我国兵马以江河为障，对魏国严加防范，使司马昭无机可乘，无隙可钻，故而司马昭不得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渡海南下，进犯我兵力空虚、防范薄弱之沿海一带。”
“魏国欲从海路进犯我国？”孙休自语了一句，闭上了双眼，苦思冥想着，好久没有说话。
“陛下——”张布见孙休久思不语，有些焦急地说。“此事关乎我国安危，陛下应早作决断，免得战事突发时措手不及！”
孙休睁开眼睛，打量着濮阳兴和张布，将信将疑地说：“司马昭真欲渡海南下乎？”
“陛下不必多疑。”濮阳兴认真地回答，“司马昭若不欲渡海南下，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在沿海各州郡打造浮海大船，集结操练水军！”
“嗯……”孙休沉吟良久，犹豫不决地问：“以丞相之见，我军该如何部署，以防魏军渡海南下？”
濮阳兴对此似乎已有考虑，应声答道：“以微臣之见，陛下应立即下诏，从江汉与江淮抽调部分水军，部署在沿海紧要处，以防渡海南下之敌……”
“丞相言之有理！”张布忍不住又插言道，“微臣以为，西兵东调，应严守秘密，暗中行事，切莫让魏国探知。”
孙休摇摇头，担忧地说：“江汉与江淮之兵力本已不足，仅可与魏军相峙，若再抽调，岂能与魏军抗衡！”
“此事微臣岂能不知？”濮阳兴偷觑了孙休一眼，无可奈何地说，“此乃权宜之计，以救燃眉之急耳。待击溃渡海南下之敌后，再立即将江汉与江淮之兵调回原处，与魏军相抗衡。”
“此事恐有些不妥，朕需细细思之，不可轻率行事。”孙休双眉紧皱，思忖了好久，才说，“速将陆凯与陆抗请来议事。”
“陆抗？”濮阳兴提醒着孙休，“陆抗昨日已向陛下辞行，今日一早便要离开建业，返回西陵。”
“今日江雾弥漫，遮天盖地，船头相撞而难以相见，船只无法启航。陆抗现在仍会滞留在江边，没有离去，而陆凯此刻也定在船上与陆抗话别。”孙休再次吩咐濮阳兴，“速遣人前往江边寻找陆凯、陆抗，不得有误！”
孙休的话果然没有说错，这场罕见的大雾把陆抗乘坐的官船困在了江边，不敢冒险起锚开船。此时，陆抗正坐在船舱之中，一边耐心地等待着江雾散去，一边与前来为他送行的族兄、征北将军陆凯叙着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