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世纪》云：伏羲母华胥履大人迹“而生包牺，长于成纪”，或曰“生庖牺于成纪”。据《汉书·地理志城》载：天水郡，领县十六，成纪是其一。东汉明帝时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后汉书·郡国志五》载：汉阳郡，领十三城，成纪是其一。在“成纪”城城，南梁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在今之天水地区有汉代的成纪，也即刘昭认定庖牺氏出生的地方。今人也因此认为天水是伏羲的故里。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了伏羲庙，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武宗准奏命立伏羲庙于秦州（今天水），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庙占地1.3公顷，规模宏大。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天水市北道区西北三阳川有画卦台，亦名卦台山，相传是伏羲氏画八卦处。《秦州志·卦台记》云：“其台若坐若盘，而羲皇观天察地于此，画卦于此也。”该地还曾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历代官民为纪念伏羲，在台上建庙立碑。
1942年在台上发现宋刻《秦州成纪县伏羲庙记》断碑一块，并发现两处庙宇残址。明嘉靖十年（1531年）修建的伏羲庙在文革中被拆毁。
《帝王世纪》云：“庖牺氏……都陈陈；羲为天天，都陈，在《《贡》豫州之域。……于周，陈胡公所封，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于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汉书·地理志下》：“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后汉书·郡国志二》：“陈国，领九城，在‘陈’城下。”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曰：“庖牺氏所都，舜后所封。”今河南省淮阳县即是其地。淮阳北郊蔡河北岸有明代所修建的“太昊陵”一处，现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据传此处春秋时已有陵，汉代立祠，宋初赵匡胤诏立陵庙。现存建筑多为明正统十三年（1444年）所建，庙周有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道城垣，南北长700米，东西宽500余米，陵前立有“太昊伏羲氏之陵”碑与明、清、民国石碑200余通。淮阳亦有画卦台一处，位于县北城湖岛上，又名画卦坛，相传是伏羲画八卦处，面积4900平方米。台前有白龟池，传是伏羲于蔡水得白龟，掘此池放养，故名。在河南省孟津县负图寺内有一通宋代朱熹题的“伏羲先天图诗”石碑，碑文内容为对伏羲初辟乾坤的赞辞。
由此可见，伏羲氏族的活动范围不只局限于甘肃东部地区，还驰骋于广阔的中原大地。而不论是天水的伏羲庙、画卦台或是淮阳的太昊伏羲氏之陵、画卦台，孟津的朱熹“伏羲先天图诗”碑，都是后人纪念伏羲之物，说明伏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伏羲不仅是属于天水或淮阳的，亦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二）
《帝王世纪》诸书认为伏羲生于成纪，长于成纪，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伏羲的那个时代甘肃天水地区的原原文文是比较发达和繁荣的，而且与中原原原文文有很密密的的系。
天水地区包括天水、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张家川等县市，其地理位置处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藉河、牛头河、榜沙河流域。水系密布，水利资源丰富，有灌溉之利，河滩、谷地相间，土地肥沃，且气候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区。这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为古人类的生存、先民的生息繁衍提供了保障。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先民劳动创造和生活的遗迹和遗物。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天水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有500余处。据我们的研究和推测，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亦即相当于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阶段。调查所知的500余处遗址中属大地湾文化的3处、仰韶文化的60多所。而其中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出土有曾居住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墓葬等，遗物有石、骨、陶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但各遗址出土的数量不等，如大地湾遗址发现房址240座、窖穴342个、窑址38座、墓葬79座，出土陶、石、骨器8000余件。
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发现房址4座、窖穴7个、窖址1座、墓葬1座，出土陶、石、骨器共约300件。这些发掘的实物资料在考古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探讨伏羲文化亦是会有裨益的。
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的情景，在发掘的资料中很生动而且有具体反映。如在遗址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骨针和陶、石纺轮，石网坠等。骨针和纺轮是结绳织网的工具，网坠在捕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拍印在陶器外表的绳纹和画于彩陶上的网纹是结绳织网的写照。彩陶上绘有鱼纹、变体鱼纹、网鱼纹等图像，反映人们对鱼很熟悉，鱼应该是他们口中的美味。遗址中还出土石镞、骨镞、石球、陶弹丸等狩猎工具，可见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鹿、野猪、羚羊、田鼠、河狸和狗、猪、牛、羊、鸡等的骨骸，前者应是当时狩猎的对象，后者当是饲养的家畜。先民在狩猎劳动中逐渐认识到豢养家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已有了家畜的饲养。
在出土的石器中还有刀、斧、铲、磨盘、磨棒、臼等劳动工具，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加。这些工具既可用于采集经济，也是主要的农耕生产工具。还发现有炭化的植物种子，经鉴定有黍、粟、油菜子等，它们可能已是种植的作物。黍和粟都是耐旱作物，适宜在这一地区生长。先民在过着渔猎生活的同时，还兼营采集活动，并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原始农业，而农业生产日趋重要，在经济中的地位亦逐渐地提高。
在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发掘出63座仰韶文化墓葬，以分布、朝向的不同可分成两区，西区由33座头向东南的墓和2座瓮棺葬组成，墓葬排列密集，有叠压和打破现象；东区由30座头向北偏东的墓和1座瓮棺葬组成，排列较稀疏，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较少。这两区墓的交会处，有3座墓交叉叠压和打破关系。西区墓的墓主性别能鉴定的有15座，其中12座为男性，3座为女性，以男性为主。东区墓的墓主性别能鉴定的也是15座，其中10座为女性，5座为男性，以女性居多。以女性居多的东区墓随葬器物较为丰富，而且多出于女性的墓中，如出10件、9件器物的墓都是女性墓。以男性为主的西区墓随葬器物较少，仅1墓出6件器物的属男性。两区的墓数基本相等，但墓地的面积，西区较小，因此排列密集，地势偏低且临近悬崖。相反，东区占地面积较大，墓葬排列比较宽疏，地势也较高。显然女性享有较优厚的待遇，居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此外，2座瓮棺墓均为一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亦即母子合葬。
发掘资料表明：这里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它是由男、女两个家族组成，他们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其婚姻形态是实行族外婚的对偶婚制度。
《帝王世纪》曰：“伏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孜代结绳之政。”
又曰，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不是某一代或某一个人所能成就的，它们是劳动人民长期努力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形成即是人类踏入文明时代的开始。
文字的源头却是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孜孜孜以的。西安安半仰韶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即引起了学者探索的兴趣，郭沫若、于省吾诸大家纷纷纷文文研。
近年来在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诸遗址中均在出土的大地湾文化与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画有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
如大地湾遗址的彩陶钵，一期在其口沿外侧均涂一周红色宽带纹，部分彩陶钵内壁用红彩绘有符号，主要有“|”、“||”、“个”、“十”、“T”、“”等10多种不同形式；二期是在彩陶钵的口沿外侧涂一周黑色宽带纹，宽带纹上刻划“十”、“”、“|”、“O”、“”等10多种符号。
在西山坪遗址出土有陶器符号的完整标本多件，如彩陶圜底钵在器内壁用红彩绘一“山”字形符号，筒形罐的器腹上部刻两道呈“=”形符号。王家阴洼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有为数较多的刻划符号，据统计带有符号的彩陶钵共10件，符号计5种，作“|”形的5件，“↓”形的2件，“亻”、“”、“┐”者各1件。这些符号皆刻在钵口沿外侧黑宽带纹上。这些符号都是用最简单的横道、竖道或斜线等组成，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如果要追溯文字源头的话，陶器符号或就是它的源头，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就在这里。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尊崇的人文始祖，列为三皇之首。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值得天水人骄傲。伏羲结网罟教民渔猎畜牧，摆脱了“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的时代。可以说，伏羲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和文化的先驱者，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将永远敬仰和纪念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