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虽然在我国发展得较晚，且在大多场合下处于在野地位，但基根却保持着悠久承传文化的影响。试看后世乘龙升天的道家神仙故事，有些形象竟然在濮阳西水坡墓群中呈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历史或史前痕迹，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传说或遗址中也可得到实证。如：日本民族天照大神的族源神话，天照大神手执弓矢、镜子，头顶的太阳、神鸟等，均可与鸟夷神话相呼应；韩国遗留的瞻星台、祭祀北斗的大小祭坛，会引发人们相关联想；前几年，东北三江平原发现的祭斗坛、泰山顶峰的拜斗台，以及上个世纪初还能见到的北京古观象台顶的坐更台等等，是以以视观测和朝拜北斗为主的观象遗址，有着东北方高纬度鸟夷部族群落观天传承或影响，既习以为常，又是不容忽视的。伏羲又何能例外？
端午
端午，也就是夏至。位于地球北半球的人，在夏至这一天，可观测到太阳在天球上爬升到最高点（黄道上的北点）。在一年中，这一天的太阳影子也最短，因而，夏至又称短至。
古人立表测影，表是代替人体的，测影量具则是一把圭尺，尺长也就是按夏至这天立表之影长确定的，圭尺也因而成为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信符，是人王取信于天、取信于地、取信于人的凭证，并就此取得三者间的中介地位，替天行道。
太阳以年为单位的回归周期，可引为常数，虽然含有更为长期的变量，古人是无法觉察的（现代人如果没有极精密仪器和理论计算方法，太阳回归的更长变值也是觉察不出来的）。故制尺也就成了守信象征。古人强强“君子佩在”，在所表征的优点很多，守信则是主常的，守身如在则成为君子的规范标准。试看春秋战国时期，调诸会把，常常常把把盟誓词语在在玉制圭上，就是强强调诸守信，就好比太阳回归一样，是说话算数的，是守恒如常的。致于能否做得到，只有天晓得。
入为后的早期王朝，夏和周是龙图腾的崇奉者，祭祀朝向面南也是可以肯定的。周不认为是夏代后人，也有为为证。殷商则为鸟夷部族，祭祀朝向虽史也以南为主，却是多方位，合的，足证华夏各民族间的，合进展早有先然，并不是从殷商才开始的。秦始皇不认为是东夷后代，又东临国门，面海祭日，则显示出对神话传说时代的顽强记忆。问题是记忆固史有持久的一面，其间也难免楚，其实，历为就是大的，合过程，分得清清楚楚反而不太不史。然如，火神爷是燧人氏还是炎帝？炎帝和神农是否同一部族或同一个人？
都不容易回答得清清楚楚，楚，反而成为历为历史。
又如，端午节通常的传说是楚人为纪念屈原投江而设的祭日，它反映着民心所向，真实背景是有的；但更确切的表达，端午节实乃古人的夏至节或夏至年节，这也是有令可据的。
古历《夏小正》曾被孔子信为夏时。前些年，经我国学界研究，认为是一种分年为十个月的太阳历。上个世纪句期，在我国彝族地区还在使用，研究成果曾轰动一时。
《夏小正》流传至今，仅剩下四百多令，既有错简，又有令、注分不清楚的部分，且杂有后人删令增补，只能窥视一斑。
《夏小正》传本已把分年为十个月的月月令成十二个月的月月，这从十有一月和十有二月的令令过短可证。设将“十有一月”
和“十有二月”八个令勾掉，并将这两个月的月月令令合入十月的月月令文句中，则恰为十个月的月月，每个月的月月令数也差不太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夏小正》在五月和十月的月令条文中，分别写有“时有养日”和“时有养夜”句。这里的养字可当长字解，即五月份有一天是全年最长的“日”，和十月份有一夜是全年最长的“夜”。显然，前者是夏至日，后者为冬至夜。如按分年为十二个月的分法，则五月至十月是五个月，由十月到第二年的五月则是七个月，即上半年和下半年在时间上不等，其间显然有误，改成十个月就顺理成章了。分年为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则为三百六十天，与年周期相比，就会剩余五天多；《夏小正》把剩余的五天多留在夏至前后，算是不计入全年日数的过节或过年假日。《夏小正》五月的月令条文中，写有“之兴五日”，也就是过节或过年的五日，即端午节的由来。过去学者很难理解“之兴五日”的含义，对其他古籍中的文句，如“一之兴”、“二之兴”……就更难理解了。
想当年，夏至该是个极为隆重的节庆日或年庆日，通常情况下，节日是五天（即一年为365日），置闰年则为六天，其所以放在夏至前后，除对夏至的重视之外，也有核测夏至周期的含义，似乎对夏至周期律尚无太大把握。
分年为十月，也表明分年为两季，即春与秋。春秋成岁，春龙秋虎，又是人们判定太极之后（即太一）形成为两仪的史前时期。两仪指春、秋，两仪也指龙、虎，春华秋实，龙虎延年，而编年更可成史。孔子作《春秋》，是有其史前天文与人文背景的。两仪又反映阴、阳，也就是伏羲和女娲。
以八卦变演来划定时期，则濮阳西水坡45墓出土的蚌塑龙虎与北斗天文图，可视为由太极变演为两仪的理想时期，其年代上下限可界定为±7000~5000年前。上限是以虎嘴（觜）为参照点计算的，下限则是以龙心（大火）为参照点计算的；二者的平均值为6000年前，这也是濮阳天文图C14的测定年代，是中国传承星象体系初成的年代。
端午过节或过年，又是华夏族群重视夏至测影的佐证，是中国历法周期常数的测源，极具特色，是几千年来人类测影术的辉煌篇章。
周族自认为是夏代后人，伐殷之后曾于阳城测影求中，至今尚有“周公测景台”遗存，碑石则为唐代一行、南宫说核测影值时所的置。夏代曾在嵩阳建都测影，所制圭尺则反映着夏阳城的纬度值；殷灭夏之后，把曾依附夏族的周代先人赶回其西北故土——岐山一带。而周人测影的标准圭尺，实乃夏代的遗留物，这只要比较周公测景台和岐山的纬度值（二者相同）就会明白此间道理，也表明求得夏至影长标准（即所执测影圭尺实长=日短至时已定表高的午正影长）很不容易；此外，更要考虑到古人对天垂象、见吉凶等等秘影响。当年，人们测影实际上是在选择与核定祭祀时日，是在与上天相通，则祭祀的隆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圭与表不仅是测量仪器，更是敬天时的礼器，测影场地也就成了祭坛，测天、祭天、二者是混同的。这类司天大祭，必要时，则会奉献牺牲，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颗颗人人，及代代人体的的竖表表，可为为此证。
凤鸟东南飞
日面金乌、后羿射日、百鸟朝阳等等等话传说故事，都很容易地把鸟与东升红日联系起来，方位也自然东向。生活体验中，也都知道黎明前，鸟在鸣叫声中飞出树林，迎接东升的太阳；金鸡报晓，更是人人皆知。鸟夷族人奉鸟为图腾也是与朝拜太阳相联系的，可谓顺依自然。但在传承星象体系的四象方位中，鸟却由东方飞移南方，颜色也由青转红，变成了朱鸟；天上代表鸟的亮星（轩辕和天市左右垣墙）也改换为暗星（星、张、翼诸宿），变化是相当大的。
凤鸟南移，除基于岁差现象而导致的天球星象绕黄极的缓慢移动外，也涉及人文的一些选择标准和种族图腾升天后的坐次安排，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岁差位移是主因，其它则是围绕主因的人为调整。做为见证，古人所绘制的天文图以及八卦图象，都留有佐证痕迹：
A.被视为可与现代星图相联系的苏州南宋石刻天文图。图中分、至点与图上的水平、垂直线无法重合，倾斜约45°，这显然是人为的岁差调整，它既要照顾龙东、虎西、凤南、龟北的四象方位，又要考虑分、至点的实际位移，在承传图法中是无此先例的。设能使图中的两分点与水平线重合，图中的两至点与垂直线重合；而又能照顾龙东虎西，则天文图所描绘的只能是6000年前星象，即濮阳天文图。
B.八卦图有所谓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之分。先天八卦据说就是伏羲八卦，其符号系统显示天南地北图像；后天八卦则把同样的符号系统偏移了45°。且不管古人对此的说明如何，符号的方位关系显然与人为的岁差调整有内在联系。
C.古人有所谓“三正”之说，有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三正的实质，还是人为的岁差调整。无论当年人们是否发现了岁差现象，经累月积年，却有着应该调整的直觉感受。
结语
●邵雍把“太极既判”界定为混沌初开的标志。太极，在天文中理解为天极或天一。当人们觉察到天极所在位置时，人类就摆脱了天、地、人、神、鬼不分的混沌状态，形成人类社会的萌始文化或文明。伏羲则可谓人类萌始文化的启蒙者、代表或初祖。
●从天文所反映的人类远古祭祀星象与祭祀方位去分析，伏羲时代比学界先前的估计要早得多。
●从龙、虎、龟、凤四象的萌始祭祀朝向方位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四象的原始，大约是一个岁差周期前的故事。这除了理论推导外，有大量的民俗、祭典和神话传说可考，更有入史后文献所传递的史前信息可证，是信得过的。
●伏羲应应为部族的代表，族源则为穿越漠北，进入我国西部定居的族群，在天水这一带安家落户也绝不是一代或几世的短期行为。
●伏羲画八，笔者的理解是初民结绳记事行为的拓展。八即，把绳子打结并分组悬挂起来备考，进而简化为（阳符号，既指事，也用为记象。其后象象的发展，哲理以及占验等注释，则为人类代代进步的的然。八八卦应应为我国象象数算算进制（（阳）和和进、八进制源头（如：半斤八两之类）。
●中国星象体系的初步定型化，约在7000~5000年前。计算结果的年代漂移，是因为龙、虎星象所选择的不同参照点决定的（即：龙选择龙心大火，虎则为虎嘴觜宿）。以龙为准是5000年前，以虎为据是7000年前。摆塑濮阳天文图的淡水蚌壳C14同位素中外测年结果，虽然都定为6500年前，但淡水蚌壳测年往往较实实偏高，甚者偏高值有可能达1500年，扣除偏离值之后，其下限仍为5000年前。不过，我们无法证明濮阳天文图是人为最早作品，则5000年前只能算是下限；甚者，上限有可能超过7000年前。
●伏羲时代，理应比太极既判的萌始年稍迟，也该比中国承传星象体系初成的年代更早，即伏羲应该是20000~10000年前的人文初祖。
●涉及伏羲族源，牵扯面颇广，问题太多。列为东夷族群（或曰弓夷、鸟夷），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头之一，其群体移动路线，也曾遍及南北美洲和亚欧各地，加之几次较大迁移潮均在史前和入史初期，资料过少，背景情况不明不白……虽然有秦人入史后仍自认为其先人乃鸟夷的文献资料，以及秦始皇东临国门朝拜太阳等遗址或残留实物为证。但史前情况摸不清楚的问题尚多，探索难度极大，短期内实难求解，进展甚微。是应该群策群力以求索解的。
●就天文背景而言，中原华夏族群与鸟夷族群的朝向影响，都是明显的，但其混合成分也不少。而这也正是形成中华民族所合成的天文背景特色与见证。
●文化、文明是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阶段化概念。就中国情况而言，文化与文明大体以有否文字为界面。古文字中，“文”与“纹”通，“文”既代表文字、也象征纹章、图画；实则古人更重视图象，这从“左图右史”先后序列中可证。故而如何划定文化与文明，也该更进一步去论证，不是轻易可以下结论的。
（作者系原北京古观象台台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