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把和平与发展看作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改革开放，务实平等，在中美两国政府分别于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之时，台湾驻美“大使馆”也宣告关闭。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灰溜溜地告别了美国……
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联络处，因为已经有了《上海公报》的良好的原则基础，接下去再努力一把，很快就应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了。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权交迭更换，几任总统都无力做出这一桩于两国人民都有益的大事。
卡特当选总统后，便着手开始准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7年8月1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带着一份美方起草的美中建交公报的草案又一次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府交换意见。
卡特总统的顾问班子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东亚和平，有助于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
卡特给万斯的指令是：“一切准备务必详尽，拖延将对我方不利，谈判中务必说明我们的全盘立场。”
卡特想在1978年圣诞节前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他的最惊人的三项成就：有关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定，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及第二号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完成。
1978年初，美国国务院东亚局首脑霍尔布鲁克及其同僚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和时间选择的重要文件。文件认为：1978年全国中期选举后，卡特的政治力量和权力都将趋于最高的阶段，是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时间。而且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卡特接受了霍尔布鲁克的这一建议。他指令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告诉中国领导人，建议从1978年6月间开始美中关于建交的正式谈判。并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为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希望在那个时间宣布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
卡特任命了一个谈判小组来到北京，和中国政府开始了正式的建交谈判。
谈判的主角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对三种相关的发展都很敏感：那就是美中各自的与越南的关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和各自的国内局势。
由于越南即将和柬埔寨发生冲突，越南又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中国已经在酝酿对不断在中越边境挑衅的越南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从国际战略考虑，卡特政府估计中国可能也有加速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卡特政府召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说明美国的立场，美国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会小心地选择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种类，只限于防卫性的武器，不会对北京造成威胁。
在此之前，卡特政府已经下令采取行动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且通知其西欧盟国。
在此时，中国形势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邓小平成功地完成了和日本签订友好条约的任务。在会见一批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还曾表示，愿意和美国进行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他还表示可以考虑访问美国。
各方面的因素终于促成了中美建交之事的成功。
1978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的一间会议室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中国方面举行了又一轮关于中美建交的讨论。伍德科克被通知，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提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同时又通知他，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3日接见他。
伍德科克迅速地把这一消息传到美国，报告给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
卡特总统获得这一消息后，意识到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接见。他立即亲自审核和批准了伍德科克将呈递给邓小平的文件。布热斯基还对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说，伍德科克将在13日会见邓小平时提出，请邓小平接受在1979年1月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
他强调，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对中美建交作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13日，伍德科克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伍德科克请他访问美国的邀请。在讨论美国提出建交公报时，最终引起争议的一条是有关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由于邓小平已了解美国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卫条约，因此只要求美国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
此后，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时间12月15日，双方在两国首都同时宣布中美两国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的消息。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3日上午，一直参与美中建交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事务专家奥森柏格一连几次打电话到白宫有关部门，询问伍德科克和邓小平会见的结果的报告来了没有。他等得有些着急了，便直接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要他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
奥森柏格匆匆赶到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布热津斯基告诉他：“电报已经收到了，总统也看过了。现在总统要你独立起草4个文件：（1）给伍德科克的新指示；（2）总统对全国谈话的草稿；（3）美国对台湾发表的单方面声明；（4）关系正常化协议的最后底稿。”
奥森柏格笑了，他和布热津斯基紧紧握手，祝贺六个月艰苦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随后，奥森柏格提出了两个问题：（1）怎么通知国会？（2）怎样通知蒋经国？
卡特在国会中的几个好朋友已经表示，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事不必再向其他国会议员事先通报了。总统将在正式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向国会领袖提出一份简报。
至于如何通知蒋经国，布热津斯基说，总统已经决定，在向美国公众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两个小时前，通知台北的领导人。
卡特认为，他不能在通知国会以前过早地通知一个外国领袖，特别是有些国会议员可能会从台湾当局而不是由美国政府这里获得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
傍晚时分，奥森柏格带着和苏利文共同起草的文件来到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随后，他和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副国务卿克里斯温德等人在白宫开会，审查这些文件。
讨论结束，已经是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3日23时了。
卡特总统最后核准了文件以后，指示立即用电报把文件内容传给伍德科克，要伍德科克立即设法再会见邓小平。
就这样，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最终完成了。
当中美两国即将同时发布有关建交消息的时刻，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心情，可谓是欣喜难抑了。
柴泽民是在1978年8月上任到美国的。这位年届六十的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官肩负着很重的担子。他坐在奔驰车里，透过车窗，望着外面飘扬在美国首都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只觉得眼睛被刺得有些难受，他希望很快能看到在那片蓝天下，五星红旗猎猎飘展的美妙画景。
柴泽民按着国内的指示，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就在他才上任的第40天，美国总统就在白宫会见了他。
在这次不同寻常的会晤中，卡特面带微笑地说：“我们准备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必须让我们感到台湾人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柴泽民也以微笑回报美国总统，话中都是中国的一贯原则：“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
卡特表示，只要双方努力，是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障碍的办法的。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卡特迅速地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广泛接触朝野人士。
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宣告中美建交的这天，华盛顿震动了。
最先接到电话的是布热津斯基，这位谈判老手显然也是非常激动，他以由于兴奋而变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向柴泽民表示热烈祝贺。
闻讯赶来的记者将中国联络处围得水泄不通。望着窗外人头攒动的记者，心潮难平的柴泽民努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他这时候想到的是最好先好好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一个甜蜜的安逸的觉。但是记者们都涌进来了，采访的话筒远远地送过来了。他此时的新任务又来了，对记者们真实地说说此刻的激动心情，介绍中美建交的必要性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和平和发展大趋势的。
时隔不久，1979年1月1日凌晨，一夜未眠的柴泽民起身下床。窗外依然是一片漆黑，只有高层建筑的霓虹灯像秋夜里的繁星，闪闪烁烁。天渐渐亮起，柴泽民走进他的办公室。桌上已经摆着一大堆报纸。
“台湾驻美各领事馆宣布关闭”的消息首先映人眼帘。激动难抑的柴泽民走出办公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了，我们终于在这块美国土地上站住脚跟了！
按中国的俗话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在柴泽民激动兴奋之时，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却是最难受的时刻。
沈剑虹在台湾也算得上一名外交人才了。他早年留学美国，40年代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50年代被选任蒋介石的秘书兼翻译，后又任“新闻局”局长5年。在出使美国前，出任过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和“外交部常务次长”，并和美国政界有着广泛的交往。
1978年12月15日晚上9点，沈剑虹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不言语，他看到了卡特在电视上发表的中美建交的声明。
沈剑虹对此十分沮丧。他知道，中美一宣布建交，也就等于宣布了台湾“大使馆”的结束，也是他这个大使完结使命的时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我的任务是维护并加强中（台湾）美关系，但是12月15日的事却显示我的任务已完全失败。”“外交部长沈昌焕已经引咎辞职，我也准备承担我的责任。”
1978年12月29日，是沈剑虹在华盛顿台北“使馆”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使馆将关闭了。
沈剑虹来到杜勒斯机场，除了他的亲友和几个美国私人朋友外，没有一个美国官方人员前来送行。直到飞机就要起飞，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纽松和费浩伟才匆匆赶到……
沈剑虹叹息着，从舷窗向这块使他百感交集的土地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