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作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大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年11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11月15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有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而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作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作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曰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作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作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