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二团如不打开浏阳也许会好一些，碰个钉子部队也许会保存下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卢德铭团长是一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布置、指挥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件事现在还缺乏更系统的总结，反正在毛委员来到之前是有错误的。我们是一支疲劳之师，是一支孤军，分散兵力显然是不当的。用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切忌分兵。毛主席当时说：“雷公打豆腐，专找软的欺”，要集中兵力打软的，打容易打的，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以十当一。不过，我们那时还很幼稚，不能以今天的水平来估计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当做一个教训来接受，这是第三关。
第四关：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毛主席来到部队，部队就有了灵魂，指挥加强了，领导也健全了，使部队有了正确的方向，引导部队走向胜利。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当晚在文家市的一个学校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战胜了余洒渡等少数人坚持再冒险打长沙的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天早上对起义的全体人员讲了话。我记得大会是在一个茶埂子上开的，还有一幅绘有罗霄山脉的地图用树枝子支挂起来。毛主席戴着个草帽子，穿双草鞋，脚也走跛了。毛主席非常生动有力地对我们说：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根禾草、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针一线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只要我们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块，血肉相连，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还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象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这就是胜利。毛主席用鲜明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干部和士兵，给我们印象很深，他讲话象讲故事一样，用通俗的形式、生动的表情讲出来，既精采又生动，真是工农群众不觉深奥，知识分子不觉浅薄。那时，我们都叫他“毛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广大劳动群众、革命干部以及队伍对他非常亲热和爱戴。大家一致说有毛委员领导就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推迟了革命的进程。革命正处在大转变的关头。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们不应该留恋大城市，交通要道，而应该及时退却！毛主席说：情况变了，我们没有力量占大城市，占也占不住。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这儿是几省交界的接合部，是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红色武装割据的“山大王”，但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我们有马列主义武装，可以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政策好，纪律好，群众会拥护我们的，那时，我们一呼，群众就会响应。我们没有失败，只是受了点挫折，怕什么？毛主席讲的大家思想开朗了，呵呵直笑，信心十足。
毛主席说：“罗霄山脉，分北、中、南三段。北段，有长江，好像一根扁担挑武岳、南浔两条铁路；南段，敌人挑两条江——湘江、赣江，都便于运兵。我们要利用中段的山（井冈山）挑两个省和省城（长沙和南昌），在山上可以发动群众，养精蓄锐，同时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关起一个门来打一边，也可以两边一守一攻。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时，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萌芽啦，当时叫就地革命，就地退却，这是个有胆量、有方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接受和保存革命遗产的问题。这就是：五个有经验的人，比一万个没有经验的人要强得多。
毛主席还说：“我们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就是为了开始准备另一阶段的进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看得准，拿得稳，领导得恰当，不失时机，及时地组织了向井冈山做大规模的战略退却。这是一个非凡的有伟大气魄的行动。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积极的包含着另一阶段的进攻在内的退却，不是消极的退却逃跑。这样，一个革命阶段的结束，一个革命的挫败，就酝酿着，孕育着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出现，这实际上是敢不敢斗争和胜利的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要敢于采取大踏步大规模地积极的退却，如果按余洒渡等少数人的意见，仍然徘徊于大市场和交通要道附近，我们的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时期，在生死存亡的紧急转折点上，毛主席毫不吝惜大城市的战略退却，保留了大革命的遗产，这是模范地、积极地战略退却。因为，我们保存了干部，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保留了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用鲜血换来的几点火种，终于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部队，疲劳得很，得病的很多，违反纪律的也很多，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能打自己人，要有纪律。我们活动的地方，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毛主席讲：我们可以在这儿搞出个局面来，这给人很大鼓舞和希望。当时毛主席还讲：敌人南边来北边不来，北边来南边不来，他们不能协作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他说：别看我们枪杆子不多，人也少，又牺牲了一些，贺龙同志一把菜刀照样闹革命，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毛主席当时有一匹马也不骑，让它驮军图和收容伤病员，自己戴着草帽，穿着草鞋，身穿农民服装，常在队伍中穿插往来。他非常注意调查研究，走起路来不是和战士们谈话，就是和连、排长或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
在文家市，如果毛主席不来，我们也不知往哪儿落脚，毛主席来到一抓，就像下棋一样，选中了以井冈山为秋收起义的落脚点，也是发展的出发点。这伟大战略性的一着对了，局面就不一样了，下棋要见一着！毛委员一反历史之常，创造了胜利的局面。
我们这支部队是革命的骨干。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是来自叶挺的独立团，特别是在“马日事变”后，它汇集了两湖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的干部和士兵，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大革命的珍贵遗产。毛主席接受了这个遗产，并把它发展壮大了。应该看到，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一个开端，一个预示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良好开端。终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
以上就是：毛主席脱险，进入部队，局面扭转，形势大好。这是第四关。
第五关：芦溪遭受伏击
毛主席到部队后的一两天，我们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了。朱培德派了两个团阻击我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虽然也有侦察员，但侦察不力），以为是一些地方民团之类。我们两个团（一、三团）从芦溪出发，朝东南走。不料，第三团的参谋长何坚把三团带错了方向，朝西南走到萍乡方向去了，路上被敌人打散了，许多人退回了平浏地区，几乎没什么归队。从芦溪出发，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是良好的，走的是人行大道，但不能过汽车。我们走到芦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上，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拦路截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二营抢夺阵地时，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虽然整个队伍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我们连由于坚持着打，损失较大，在突出敌人包围时，我被敌人抓住了。我那时当指导员，我向敌人说：“人不亲枪杆子亲，和尚不亲帽儿亲，我们也没有什么仇和恨，这儿有几个铜板给弟兄们吧！”说罢，我把挂包里还有的一吊多铜板往地下一甩，敌人都爬在地上拾钱，我就跑掉了。回到部队以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我：怎么搞的？我说我连在后头掩护，卢总指挥在阵地上不幸牺牲了。芦溪一仗，总指挥牺牲了，三团溃散了，只剩下第一团，我们更孤单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困难的环境里，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继续向井冈山前进。三团的溃散，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些打散的同志，后来在浏阳平江一带建立了很多小块根据地，并成了开辟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力量。我们这个团后来又打莲花县城，那里只有一个100多人的保安队，被我们打进去了，还捉住了县长（据说是个共产党员，后来把他放了）。曾带他见了毛主席，表现很顽强，后连人带枪让他回去了。
这一关，打掉了第三团，失去了总指挥，这是最危险的一关，如不是毛主席来了，群龙无首，就会散了。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转危为安，上了革命的井冈山。铁不打不成材，人不磨炼不成汉；井冈山成了起义士兵的宿营地。等死不如去找井冈山，井冈山成了革命的收容所。中国革命低落时期，井冈山成了众星拱望的北斗明星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希望。
当时在湖南，唐生智他们通缉我七次，杀害了我的全家，家乡人传说我放洋了（出国了），其实这时我已到了井冈山。
在上井冈山的队伍里，有行伍出身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出来的做正职的多，行伍出身的做副职的多。黄埔军官命令主义多一些。有的人没有经验，主观片面性强，有些瞎指挥，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而遭损失了。
在这一关里，还有毛主席做群众工作、干部工作和农民工作，这里不多讲了。
芦溪遭伏击，毛主席把队伍带上井冈山，这就是第五关。
起义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境内的三湾，进行了改编。这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意义就是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解决了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