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终于在8月6日全部离开了南昌城，也离开了南昌附近的广大地区，孤立地南下了。暂时归叶挺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第十师蔡廷锴所部，作为南下的前卫部队，在出发的第2天，竟然向浙江方面逃跑了。当时起义军还有许多人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成分也不够好，革命的立场不坚定，这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丽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我们在南下中虽然感觉到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懂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军队，要想在革命失败以后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南下途中，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沿途没有做什么群众工作，以致群众不了解起义军的性质，起义军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天气炎热，给养困难，士兵害病逃亡的现象相当严重。向瑞金前进的时候，得悉钱大钧、黄绍竑的反革命军队约十几个团的兵力，然后折回瑞金，转道福建的长汀、上杭，进取广东的潮州和汕头。我军于9月24日进入潮汕，但是部队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从容地在潮汕附近集结兵力，并且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为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
当我军进入潮汕的时候，曾决定由朱德同志率领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将第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守潮州。这样分兵把口的结果，就使得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了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共计不足6000人。进到汤坑，遇到敌人新编第三师薛岳等部，一场战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后来双方都撤走，没有解决战斗。而当我军在揭阳方面失利以后，黄绍竑乘机又攻我三河坝朱德同志的部队，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
当我军向海陆丰前进的时候，在普宁的流沙遭到敌人的袭击，指挥系统被击断，而部队又发生了大批的逃亡和叛变。这里又不能不指出因分散兵力而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当然是属于战术性质的错误。当时如果在战术上不犯这些错误，也许不至于使我军失败得那样快，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因整个战略方针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不利的战局，这是一个无可挽救的失败的局面。
失败后的一部分部队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后来又因为在政策上和军事上犯了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也失败了。只有留守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收容了零散的部队，沿着福建、江西、广东的边境向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进入湖南，结合农民群众，发动了湘南的年关武装斗争。后来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后来中央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前身的基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充满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唾弃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个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这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的整个形势的反映。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这两个阶段转变中的客观规律，对于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具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个失败作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使我们从这当中吸取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教训。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南昌起义以来，我们共产党员和无数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高度集中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和丰富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的战友们和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献身的革命事业，随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正在整个亚洲，在东方，在全世界放射着万丈光芒！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是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采取了放弃革命斗争的道路。
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性质，实际上和蒋介石已没有区别。一样的杀共产党，一样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党中央尚未清算，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决定关头不能不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八一起义，既无部署，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继续合作下去，显然不可能，人家已经动刀杀战士们的头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又没有这种勇气。而陈独秀却正大放其取消革命的言论，什么资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巩固了，今后只有议会斗争了，只有办杂志宣传革命了，等等。八一起义粉碎了陈独秀的谰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彻底清算了。
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为首主张起义。中央对起义不反对，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于是就在南昌暴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贺龙的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因党的领导不强，基本还是旧式军队，所以战斗力也比较弱。
在30日起义开始，到八一就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
起义以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张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周士第起义时已拉过来一些，又加上俘虏，逃难到南昌的革命同志，工人和农民群众等扩充起来的。
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导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部署之乱，可以想见了。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强，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至广州，却已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由于没有经验。对革命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造了赣东北的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洪湖地区，能够搞出那样大的局面，建立了湘鄂西的根据地，也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须以广大群众为依托。
人民对贺叶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的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是非常英勇的。
我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有700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我们8月2日从武昌乘船，一个火轮拖三四条木船，
每条船上坐几十个人，浩浩荡荡，蜂涌直下。军委的命令是叫我们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挥。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准备很不够，几乎是没有准备的。学生们大都是徒手，小部分有枪，船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江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条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可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了。
8月4日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有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在一边了。
当晚我在党内就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武昌去和叶贺会合；一条要是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这200多人组织了个支部。我们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己的部队会合。以后这200多人果然成了广州暴动的基干。缴械在学生中间引起很大不满，学生对江张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了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的到了井冈山。
我们着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C.P.分子，我们今后还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情。对于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走，去找叶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乱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那儿去，我们说回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东西吃，也没法子睡，住家不要说，旅店伙铺都大门关得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林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60里，慌乱的情况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去的路，卖面的说：“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塘有船开南昌。”
就我看，一路上可疑的人很多，都埋头个人赶个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我有意和一个攀谈了一下，那个人是安徽人，他说：“你老百姓不懂，现在汪张也杀自己的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骂苏联，苏联有什么不好？”他说汪张是假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不够资格。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革命。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我们到姑塘赶上船，飘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我一看，一定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龙江了，有的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一个有点流氓的老头子怪论最多，他说，蒋介石是乌龟下凡，他妈偷和尚，他是和尚的儿子。又说：“孙中山这个人还不错，就是老婆坏了，不该跟乌龟做连襟。”原来大伙顺着他的怪论，很高兴，他一糟蹋孙夫人，那个广东佬忍不住了，忽然生气要揍他，喊了一声：“蒋介石是坏蛋，孙夫人有什么关系，孙夫人是革命的，再胡说，揍你！”那个老家伙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着，立刻哑口无声了。这以后，大伙讲话就有了顾忌，都开口不谈国事了。找到了贺叶部队后，这广东人也到了，恰巧他派在我这个连里，我说：“你在船上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