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作用的加强，戴季陶对革命的怀疑和反对态度便加强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积极推进国民革命，戴季陶却在北京、广州各学校四出宣传封建思想。他说：“先生（指孙中山）的一生历史，最伟大的一点，是在以创造的精神，复兴中国的文化。先生所创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复兴文化为基础。”“在先生新丧时期中，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先生在生前所提倡的‘孝字。”5月，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竭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要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而“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接着，他便抛出《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二篇文章，对孙中山思想进行歪曲和篡改。他所宣扬的东西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称孙中山的特点之一“是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价值”。从而否认孙中山不断吸取新思想，逐步改造他的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的事实。其实，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指出过：“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固然孙中山的思想中吸取一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是以“救中国”为目的，以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跃变为近代文化，以与欧美近代文化“并驾”于世。戴季陶之所以要把“三民主义的理论稳固的建立在中国的正统思想之上，”其目的，用黄季陆的话说，就是“……我们能够巩固我们固有的文化，便无异是排拒共产党思想传播的最大武器，使共产思想在中国无从生根。”将孙中山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第二、反对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资产阶级的“仁爱”说。戴季陶认为：“仁爱是民生的基础”，应该“爱一切人类”；“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因此，在国民革命中，要用“诱发仁爱性能的办法”，使他们“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而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戴季陶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只有民生哲学才能说明和解释国民革命。”如果说西方资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用文艺复兴和人性论来动员民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戴季陶宣扬中国文化道德复活和人性论，却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以及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恐惧。
五卅运动的爆发加速了戴季陶主义的形成。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大无畏气概与革命领导阶级的本色吓坏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急于结束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戴季陶正是有感于这一需要，才“发奋着述”，于1925年7月23日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基本完成了其思想体系，为排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武器。戴季陶在这本书中首先反对国共合作，制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怪论。他说：生存是人类的目的，生存逢着一种障碍时，就引导着人发生一种生存的欲望。“无论是那一种欲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因此，“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即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从这个理论出发，他认为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是自相矛盾。因为它“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的C.P.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这“两个团体混在一起”，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面，组织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种理论之困难”，“此两中心之不能相容，则为本党之基本问题”。戴季陶主张改变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再不能“沉默敷衍含混”，只有排斥共产党，才能充分发挥国民党的领导或“支配”作用。办法则是“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要“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从而把实际上已改组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改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使这个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为此，他要求“把中国国民党组织好”，进一步加强和严密国民党的组织纪律。
其次，戴季陶宣扬所谓“真正三民主义”，力图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范围内。反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真解释。他说：“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而“在三民主义的立脚点上，对于一切问题的解剖和批判，都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不同。”他所谓的“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观”，即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更重要的是基于民族的生存问题，因此，应与帝国主义妥协。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反帝政策，承认：“如果中国国民党不是纯粹的三民主义的党，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来组织，这一个国际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场大的国际战争不休。这不单是国民党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简直是替中国国家造棺材。”他攻击中共的策略是“先亡了国再做革命”，“中国国民党是不应该如此的”，而应该努力“忍辱负重”。第二、他论述民生问题，他说：“关于民生问题的指导，尤其是重要了。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需要，在产业上要尽量发展生产能力，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要认清楚农业的革命，农民经济的实力养成和组织能力增进，为目前最切的要图。”戴季陶反对已露端倪的中共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力图维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统治。对此黄季陆指出：“日本犬养毅氏在民国十三年致中山先生的一封信。戴先生曾一再向我提起，他说：犬养的信中，曾请教于中山先生而深致怀疑于当日共产分子自我们国民党中喊出的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犬养认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在农村，政治的基础几千年来都是由一种神权的政治在运行。在新的基础还没有奠定巩固以前，必然会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全盘动摇，以致横决到不可收拾，如此又将何以善其后呢？戴先生认为犬养这一段话实是至理名言，这大约和他着重从中国伦理文化来阐扬中山先生的思想，至少在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上，在当时有其必要。”戴季陶还论述了民权主义。他说：“最少50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是完全握在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青年手里。”“惟有真正以三民主义为信条的革命党”，才能替国家“代握”建设之权，才能“建设起巩固的‘三民主义的民国基础。”最后他在书中号召“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三民主义的革命党恢复起来！…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是要全国国民真正奉行三民主义才可以获得的。”可见，戴季陶的所谓真正三民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共和国，为国民党的右派、中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工农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武器。
戴氏思想一出世，国民党右派便活跃起来。《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即成为右派修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台湾历史学者李云汉也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的警告，也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为维护国民党之独立与生存起而反共的宣言。此书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戴季陶一跃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言人。“反共空气逐弥漫于沪浙一带”，并以上海执行部为中心，成为西山会议派反共运动的先导。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对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带来极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