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老右派因国共合作而显山露水，新右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势焰日炽，假左派则利用空间大事专营投机之道。为什么陈独秀对此束手无策，对党内的指责又委屈连连？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又有什么根本失误？
对邓泽如等老右派“弹劾案”的反击国民党一大时，反对国共合作最厉害的冯自由等人在国民党一大后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尽管中共这时从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出发，全心全意地“努力扶持”国民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联络”，“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直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是这种作法并不能阻止老右派们破坏国共合作的举动。国民党一大刚刚闭幕，刘成禺、冯自由等人便“在广州太平沙林森寓所，召集华侨及各省反共党员50余人秘密会议，由邓泽如主席，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分子，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
警告书尚未发出，已被中共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知悉。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孙中山于2月16日夜，召冯自由赴大本营，严厉警告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其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3月1日，孙中山又召这4个人到大元帅大本营讯问。冯自由被迫作了检讨。孙中山并致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要求全党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孙中山还针对当时出现的这股逆流，向海内外国民党发表训词，再次肯定容纳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本党”，“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
鉴于上述斗争，为了总结中共参加国民党5个月来的工作，1924年5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成绩，同时指出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指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会议还分析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明确指出，国民党内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左右两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斗争的深入，两派的分化将日趋明显。“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这次会议对于维护国共合作，对于尔后反击邓泽如等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革命的深入，必然要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国民党老右派认为，“今共产党政策，欲推翻中国原有农工商社会之安定”。于是从1924年6月起，掀起了国共合作后第一次反共浪潮。1924年6月1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提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请制裁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国庆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案及宣言为证据，认为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6月25日，张继、谢持又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就中共问题进行谈话，重申弹劾案中的意见，要求中共或取消其组织，或停止分化破坏国民党的活动。其实张继、谢持等人所提出的证据无非是在建立国共合作时双方都已同意的原则。因此，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0次会议，讨论邓泽如、张继等弹劾共产党报告书，结果除决议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此问题外，还明确指出：“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7日，国民党中执委第41次会议又通过《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但是，反共潮流仍是甚嚣尘上，由北而南，愈演愈烈。先是北京王文彬等305人检举北京共产分子破坏党务；邹德高等100人、金家凤、毛一鸣等检举共产分子不忠于国民党，北方各党部垄断选举等。接着，上海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案9件，其中上海大学程永言等16人请取缔共产党，何治溉等51人请开除跨党分子，南方大学国民党员学生76人请斥逐所有跨党共产分子，施承谟等55人上书孙中山，请斥退共产党。8月1日，上海反共党员周颂西、喻育之、石克士等又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结果，会议进行中，反共党员与拥护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之间发生冲突，致使黎磊等人被殴。8月2日，喻育之等又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致电中央排除共产分子，并痛殴当时是共产党员的邵力子。他们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畏之如虎，生怕开罪于列强和实力派，对制造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分歧却如此勇敢。正如孙中山于11月北上经过上海时斥责石克士所讲的：“13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200万人（原文如此），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最后，反共浪潮波及广州。国民党员谭达三等283人上书孙中山，请将“本党内之共产党员革除党籍”。澳门党员林炽南等400余人也上书孙中山，要求“严办破坏本党人员”。
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共浪潮，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通告。指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斥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强调：“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于8月15日至21日召开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党内共产党存在的问题。会上，张继、谢持说明弹劾书及其意见，主张国共两党“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以“分工为要”。王法勤则主张“速谋救济党内纠纷方法，不必在分立论上讨论”。瞿秋白在会上代表共产党作了答辩。他先从主义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合作可能；然后从组织上说明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合作必要；最后坦率承认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作用。他说：“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实为惹起此次纠纷之端。实则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何待团刊之发现乎？”瞿秋白主张以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章程为纪律准绳，“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治之”。胡汉民赞同这种意见，认为：“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李石曾也认为：“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会议开了两天，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第6次会议，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作为政治委员会之意见，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21日，中执委会议就这两提案进行讨论。张继、傅汝霖仍不满意，认为这两提案不能解决党内纠纷。但会议终因多数意见不赞成分立而最后接受政治委员会的两提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会决议，颁发《关于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指出：“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其足以发生问题，而有待于解决者，“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为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本党更不能不过问……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训令还指出：“自经此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坚持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共政策，在孙中山领导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轰动一时的“弹劾案”就这样暂告解决。这次反共浪潮之所以没有导致国共合作分裂，主要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险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需要齐集力量，一致对外。此时，北方的吴佩孚，东江的陈炯明，都在虎视眈眈，伺机向广东革命根据地进攻；香港英国政府也在极力支持商团买办势力。因此，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皆不愿分裂。而且，作为国民党决策人的孙中山，坚持实行联共政策的立场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共坚持国民革命，坚持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的立场更有利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维持。
“廖案”的发生与反“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弹劾案”被压下去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并没有停止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而且随着全国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广州革命形势的高涨，国民党内右派、官僚和军阀进一步勾结起来，向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首先是在平定杨刘的斗争中，由于胡汉民和邹鲁等人的反对，引起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分裂。继而由于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使满怀希望的胡汉民失却把握中的国府主席职务，产生更大的不满；他的堂弟胡毅生也因此失去卖官鬻爵的机会。紧接着，国民政府采取措施，统一财政，统一军政，不许各军队、各部门包括邹鲁主持的广东大学自行征税，并裁撤部分兼职人员和部分不良军队，禁烟禁赌等，这使国民党中一部分以做官谋生的党员和部分军阀愤恨不安。而在采取这些措施中，廖仲恺始终是在唱主角。加之，中共自从国民党一大以后，积极发动广东工农，特别在平定商团，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斗争中，表现出色，其作用日益明显。这对于国民革命本来是非常有利的，代表着工农大众的觉醒，但国民党中某些人却感到是对他们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山先生逝世三个月后，共党在广州的势力已发展至足以危害国民党之领导地位的阶段。”于是，国民党内某些官僚政客、军阀买办勾结起来，制造了刺杀廖仲恺事件。朱卓文供认：“维是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日‘南堤小憩……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鹍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后阴谋泄露，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以公私情谊相劝止，遂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愤迄未少消，……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尤其是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对于一部分国民党老党员由于反共，而不惜与北方接近的现象，感到深恶痛绝”。他曾于6月间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这也引起了“国民党之老党员的极为不满”，“因之恨共之心亦及于廖氏”。国民党在广州的中执监委胡汉民、邓泽如、伍朝枢、孙科、邹鲁等人多次秘密会商，认定非举行清党不可（清除共产党），并派人去外地召集右派会聚广州，“企图以会议之方式，多数之决议，以解决共产分子篡窃国民革命领导权之阴谋。”并企图粉碎左派力量，停止国共合作，着手同英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停止香港总罢工。与此同时，团省港罢工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与之合而为一，暗结香港当局及英国商人，谋颠覆广州政府，铲除苏俄势力。7月27日，“香港总督请伦敦拨港币100万元，用以支持反广州政府的军人，扑灭共产党，恢复省港正常关系”。这种种阴谋汇集在一起，便发生了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刺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