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统一中国的计划是先南后北，在两广苦心孤诣经营近30年都功败垂成，为何蒋介石刚确立其国民党核心地位就有广东统一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在其中起了什么关键作用，又有怎样美键的央误？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广东是孙中山多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依托。他想要把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以便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但在他生平一直未能实现。“五卅”运动前，广东省内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对峙的状态。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时时以武力窥向广州。广州革命政府统辖下的最强大的兵力是来自滇、桂两省的杨希闵、刘震寰部，实际上也是地方军阀势力。它们在各自盘踞的地方扰民害民，同帝国主义势力秘密来往，使广州政府时时感到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并在1月15日发表《东征宣言》，讨伐陈炯明。担负东征军右翼的是许崇智所部粤军。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军3000人编入右翼军。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由陈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战争开始后，担任左翼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部都按兵不动。右翼军却进展迅速，黄埔校军更是战功卓着。2月，这支军队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先后攻占淡水、海丰，3月占领潮汕地区，回师时又在棉湖击溃陈炯明军主力林虎部，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黄埔校军这支组建不久、训练时间很短、人数也不多的新军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士气高，纪律严明，并能得到民众的帮助，所以能够出人意料地屡摧强敌，建立赫赫战功。当时的《商报》在3月27日有一篇报道说：“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执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卫民之革命军。”这同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东江各县原来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第一次东征中，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以特派员身份到各县，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便是在东征中陆续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东征期间，盘踞广州市内的杨希闵、刘震寰又同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阴谋进行叛乱。他们在孙中山逝世后更加紧活动，5月中旬，开始军事调动。6月初，公开在广州叛乱。东征的黄埔军校校军及其他部队回师广州，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2日平息了叛乱。
7月1日，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正式改组为会议制的国民政府。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被推选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主管军事。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地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到年底，共有8.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000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采取苏联红军的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一、二、三、四、六等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军党代表都由汪精卫兼任，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由于共产党人在军中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但它的军事指挥权仍掌握在旧军人手里，有些部队还带有浓厚的旧式雇佣军队的色彩。
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采取切实的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民政统一收归革命政权管理。这对割据广东各地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右派勾结英帝国主义者组织刺客，于8月20日暗杀廖仲恺。廖仲恺遇害后，国民党领袖人物之一的胡汉民因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蒋介石又迫使许崇智出走，从而取代许崇智掌握了主管军事的权力。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重占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连战皆捷，10月14日，攻克夙称天险的惠州。11月4日，周恩来率部首先进入汕头。11月底，革命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部残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举行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南征部队于12月占领钦州、雷州后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邓本殷逃亡，残部被缴械收编。
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原来四分五裂的广东省，在国共合作的新条件下，迅速地获得统一，成为当惟一的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平定杨刘和东征、南征的胜利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一是工农群众运动。也就是说，是由于有了一支革命军队，并得到了民众的支援。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国共合作实现后逐步成熟起来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由于有共产党员起核心作用，又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它们在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士气旺盛，战斗英勇，所向无敌，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过：“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种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在广东全省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给予革命战争以巨大的支援。工人、农民，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属的纠察队和东江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统一广东的经验表明，人民革命中，政权、军队和群众运动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已经逐渐成为全国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但中共中央当时仍留在上海，离广东很远。由于交通条件不便，对广东实际情况的了解既不及时，又不具体，难以进行直接的指导。党内不少干部提议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而中共中央却认为，在上海指导全国工作，地位比较适合，又担心如果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同一地点有可能增加彼此间的摩擦，所以始终没有迁往广州。有些共产党人看到广州政府内部军阀部队互斗扰民等恶劣现象，便以为军事工作和政权工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1924年的《向导》周报上，有人甚至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提出过结束一切军事行动、抛弃广州政府的错误主张。这样，在中共中央同广东区委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时还发生争论。这对以后的斗争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