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老子与道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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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道家学派的历史显现(4)

晋宋人所推出的山水画不仅是一种山水礼赞,而且是一种“心取”、“象外”之道的活动,其“畅神”、“悟道”的特质,与“穷奥妙于意表”的写意境界,使得它在风貌上必然地具有一种玄远幽深、意远迹高的哲学气质,“气韵生动”也成为中国绘画乃至艺术作品不可动摇的美学传统。而山水诗更是从玄理的苦思转向自然的景观,以清丽葱郁的词句去传递主体精神对“道”的冥悟。因此,“风韵”、“神姿”、“风尚”、“神气”、“风格”、“风气”乃至“清”、“虚”、“朗”、“达”、“简”、“远”等审美题目流行一时。正是在魏晋六朝,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开始成为民族性的审美趋向。

2.魏晋玄学的发展

魏晋玄学可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个时期。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发展到无名;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以向秀、郭象、裴 为代表,认为万物皆是自然而生,主张“名教即自然”。

(1)正始时期

正始(240年—249年)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曹芳的第一个年号。以何晏、王弼开创的正始玄学,提出“贵无论”,以“自然”统御“名教”,主张“名教本于自然”,治理社会要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其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十卷、《道德论》二卷、集十一卷,集已佚。今存《论语集解》、《无名记》、《无为论》、《景福殿赋》等。他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指出“道”或“无”能够创造一切,“无”是最根本的,“有”靠“无”才能存在,“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道德论》)何晏还提出“圣人无情”说,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圣人无累于物,也不复应物,圣人可完全不受外物影响,而是以“无为”为体。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仅24年的人生旅程中,为后人留下了《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众多著作,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弼认为,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道者,无之称也”,“道”就是“无”,而“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有”不过是“无”的一种外在体现。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老子注》)道作为万物遵循的法则,是没有实在之体的、无形无象的,“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任何具体物之存在,既以无为用,也以无为体,“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注》)据此,王弼提出“崇本举末”、“守母存子”的观点,认为“守其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而邪不生”。可见,王弼试图依据“以无为本”来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2)竹林时期

阮籍、嵇康为“竹林七贤”之首领,其学有“竹林玄学”之称。嵇康、阮籍等以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抗名教,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公开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非汤武而薄周礼”,立足于批判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以及名教和自然的真切悖反,以玄学异端的面貌,对于儒家的礼法名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著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等,并有《咏怀诗》82首传世。

阮籍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对名教进行批判。他在《大人先生传》中云:“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害无所避,利无所争。……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在理想的自然状态下,无君无臣,社会依然运行良好。而“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以上阮籍历数名教束缚人、残害人之种种恶行,得出“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的结论。现实如此险恶,阮籍向往出世,达到“大人先生”的理想境界。这种“大人”,超然世外,上与造物同体,下与万物齐一,“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

在行为上,阮籍更为逍遥处世、任性而为、放任自达,表现出如风之飘,似水之流的大化逍遥的风流气象。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赉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有时为了排遣苦闷,阮籍自乘马车,“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又说他曾看重一家女子的才色,此女却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嵇康(223年—263年),字叔夜,三国魏谯郡(今安徽宿州)人,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著有《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养生论》等。

嵇康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鼓吹的礼法名教是社会上种种伪善、欺诈的根源,是“大道陵迟”的衰世产物:“及至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统治者鼓吹仁义,是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制定礼法名分,是钳制人们的行为;办学堂讲经书,是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因而名教是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性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人的本性是以不受外在的束缚而自适从欲为欢,而“六经”的本质是抑制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是虚伪的。在此基础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希望不为名教所束缚,以求得个体人性的从欲自由和精神解放。

在生活方式上,嵇康主张“任自然”,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大将军司马昭要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便跑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推荐他做官,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当世是贼臣当道,坚辞为官。嵇康傲岸不群,后来遭谗而罪。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安时处顺,超脱不羁,潇洒清畅,可见一斑。

(3)元康时期

元康(291年—299年)是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三个年号。向秀和郭象修正了何、王、嵇、阮之说,认为“名教即自然”,以《庄子注》为标志。裴 则以《崇有论》从理论上用以有为本批判以无为本,提倡有为,否定无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西晋河内怀(今河南武徙)人。向秀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注未成便过世,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郭象(约252年—312 年),字子玄,河南洛阳人。他承向秀余绪,在向秀基础上“又述而广义”注疏《庄子》,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应该说,《庄子注》体现了二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构成了一套即本即末,本末一体的“独化论”体系。他们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也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天然”。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关系,“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向秀、郭象认为,万物的生成变化是自因的,这种“独化”是万物无法避免的宿命:“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由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他们还认为事物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即“彼此相因”,但这“彼此相因”是互相为“缘”,而非互相为“故”,万物相反而不能相无,而是无形的“玄合”,“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

向秀、郭象认为,名教完全合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名教,指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即“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他们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各尽自己的名分和职守,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

裴 (267年—300年),字逸民,西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著有《崇有论》。

裴 开宗明义地反对王弼、何晏等人倡导的“贵无论”,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是“有”的全体,即万事万物的总称,各种不同事物的品类和形象,是本来就有的。他说:“夫总混群体,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

在裴 看来,绝对的“无”是不可能生出任何东西来的,万物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生自长出来的,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裴 认为,只有“有”才能育化万物,“无”只是在没有“有”以后的遗者,是“有”的丧失和转化,不能与“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