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老子与道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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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道家学派的历史显现(3)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实,道家与道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学术流派,以其思想演变与代表人物为研究内容;后者是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而且道教尊老子为宗又追求长生久视、长生不死,是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有相悖之处的,如庄子有时讲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强调顺应自然,有时则讲生不如死,死比当帝王还快乐,而生则如多余的肉瘤,对待生死比较淡漠。而道教认为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脱胎换骨,超凡入仙,所以重视个人今生的生命,强调和必死的命运抗争,力求突破生死大限,因而是积极有为的。此外,道家努力突破宗教和有神论的束缚,以天道自然否定鬼神的主宰,而道教则不然,承认而且主张有鬼神和仙人的存在,构筑“神仙乐园”以满足长生不死的愿望;道家尤其是庄子之学,对善恶持一种相对的观点,面对世俗之是非、礼仪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而道教则吸收了儒家的纲常思想,又有严格的教规和戒律,劝人去恶就善。

然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二者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道教与道家纠缠成一团,血脉相通,颇难分开,以致若干国外汉学家认为道教是道家思想的继续和延长。道教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在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老子后来被道教神化为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道教最高神“三清”之一的太清道德天尊),甚至在唐代被封为“玄元皇帝”。而《老子》一书文辞深奥,哲理丰富,具有不少神秘的色彩,因而为道教所利用,不断加以附会、演绎和宗教注解。东汉以后,《老子》一书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学经典,称为《道德真经》。《庄子》在魏晋时被佛家用来诠释佛典,被认为同释迦牟尼思想同调。到了隋唐,《庄子》被奉为《南华真经》,庄子也被奉为道教祖师。以后,一批道教思想家相继研究《老子》和《庄子》,从不同的思想角度注解和诠疏《老子》《庄子》,丰富了道教思想的内容,极大地提升了道教神学的理论水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老庄之学。道教欲使人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其炼养服食的方式于老庄所说的养生意旨也基本相同。虽然老庄没有讲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之类,但也讲修身养生的功夫。老子讲谷神,讲玄牝,让人营魄抱一,专气致柔而达到婴儿淳朴清明的境界,“致虚极,守静笃”则成为后来道教修炼的入门功夫。至于庄子,其“缘督以为经”、坐忘、心斋、守一、抱神以静等思想都为道教内丹学所继承和发挥。

道教又以特有的宗教形式,延续着道家的慧命,演绎、实践、发展着道家的思想和精神。葛洪扬道抑儒,力阐道者为本,不仅可以治身,还可以治国,从理论上发展了道家学术;唐代道士成玄英注疏《老子》《庄子》,深雅通达,百代所重;“重玄之道”,也是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宋代道士陈抟作《无极图》,析解《周易》、《老子》,对天人相通之理有精妙之论,还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张伯端《悟真篇》融合儒释道,对老学的虚境之道颇多深刻领悟;王重阳、丘处机力主三教会通,大倡性命双修之旨和清心寡欲,在更高的水平上返回道家,也推动了道家思想的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道家与魏晋玄学

1.简介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会通自然与名教,融合道家和儒家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宇宙、对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玄”字出自《道德经》第一章,末句形容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汉末之时,儒家经学趋于衰落,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为思想的自由阐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魏晋时代,名士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为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于是迈入新的阶段。由于当时的思想家把《老子》、《庄子》与《周易》作为谈论和研讨的主要经典,故称为“三玄”,又因为谈论的内容大多涉及远离具体事务的“玄远之学”,所以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称为“魏晋玄学”。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而《周易》是儒家的经典,由此可见魏晋玄学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部分儒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哲学思潮。事实也是如此,玄学家们一方面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方面又大谈“圣人明乎天人之理”,以“建天地之位,守尊卑之制”;一方面自称“老子、庄周是吾师”,一方面又鼓吹要“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魏晋玄学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意之辨、形神之辨等形而上的问题。玄学家多立言玄妙,行事玄远,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王弼以注《老子》出名,向秀、郭象以注《庄子》著称。何晏的《道德论》,阮籍的《通老论》、《达庄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则是专意为文阐论老庄玄理的。

2.玄学的精神与特色

(1)清谈与思辨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清谈亦谓之“清言”,不谈国事、民生之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成为当时的时尚。

玄学家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清谈之内容往往具有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意味。与喜好连事比类的两汉儒者不同,魏晋玄学家专注于辨析名理,以清新俊逸的论证来反对沉滞繁琐的注释,以怀疑论来否定阴阳灾异之说和迷信,以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抛弃支离破碎章句之学。玄学谈玄析理,解玄析微,挥洒张扬,海阔天空,体现了理性思维的智慧美,抽象美,也体现了人摆脱局促狭隘、向往洒脱广大的超越品性。清谈多标新立异,“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这促进了理性思辨的空前活跃,从而影响了魏晋时各方面的学人。文学批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具有前代所少见的严密的理论系统性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2)潇洒与隐逸

随着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生命个体,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高蹈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挣脱儒家精神枷锁、要求思想解放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士风。魏晋玄学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境界,成为魏晋士人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生活自然会浸染上“悟道会神”的浓重玄味,铸就了中国士子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在玄学家看来,道之无为,皆因其“法自然”、顺应自然,而自然的境地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自足的世界。阮籍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中焉”,“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达庄论》)郭象也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知天人之所为,皆自然也。”(《庄子论》)正因为如此,魏晋士人多徜徉山水,寄情丘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琴诗自乐”,“皆以任放为达”,追求一种“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顺情适性的行为方式使得隐逸之风在当时大为盛行。陶渊明的名篇《饮酒》形象地描绘了隐士恬静自适的生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3)山水与玄趣

山水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当玄学家“以玄对山水”,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时,自然便有了无穷的奥妙与玄趣,从而为中国文化艺术拓出了一片博大而崭新的境界。

自然界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它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然而,魏晋人以虚灵的心境去观赏自然山水,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无的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由外知内、以形征神的美学观念,使他们对自然的山水有了完全别样的理解。他们超越形而下的种种束缚,以空灵之心趣审视山水,赋予自在之物的自然以无穷的玄趣,大自然在人们的眼中跃动、鲜活起来,它宁静淡泊、自由逍遥、圆融朴素,玄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