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认为当时社会的畸形病态是“有为”所致，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此，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福；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并不是消极怠惰，无所作为，而是顺其事物之自然，即“辅万物之自然”，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妄为。顺其自然不妄为，实际上也是“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这种顺其自然不妄为的方式。侯王如果能谨守大道，按规律办事，切实做到“无为无不为”，老百姓不受干扰侵犯，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社会自然就会走上正轨。
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而要“以道莅天下”，这样才会“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就是说，用道治理天下，鬼怪起不了作用；不但鬼怪起不了作用，神祇也不侵越人；不但神祇不侵越人，圣人也不侵越人。鬼神和有道者都不侵越人，所以彼此能相安无事。
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少私寡欲”，“以百姓心为心”，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政令不可烦苛琐碎，朝令夕改；薄赋敛，减轻人民的负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谨慎用兵，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删减法令，减轻刑罚，不玩弄权术，不用高压政策对付老百姓，而以质朴善良的政风感化人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4）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老子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反对有为而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反对多征地税，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反对墨家和法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对儒家主张的“礼治”，认为“礼”已成大乱的祸首。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企图恢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车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废除文字，仍旧用结绳来记事。人民有甜美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国和国之间能够望得到，鸡鸣犬吠可以相互听见，人们直到老死不相往来。在他看来，有智慧是坏事，有技巧是坏事，有物质文明是坏事，有欲望也是坏事，多活动也是坏事。小国寡民表达了老子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政治思想。
老子主张以“无事”的办法来“取天下”。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谓“无事”就是“无为”，他认为“无为”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有为”的办法去争取将要失败，用“执之”的办法去掌握将要丢失，即“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主张讲求“不争之德”，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老子尤其反对儒家的政治主张，认为大道之中原本就囊括了仁、义、礼的内容，而且它们不过是大道的末节，不是最高境界。在大道衰微甚至被废弃之时，仁义之类才作为道德的或哲学的范畴为人们所重视，这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认为，到了对“礼”津津乐道、要靠其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之际，就表明淳厚诚朴之自然天性已经销蚀得所剩无几，社会动乱即将降临。所以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过分标榜仁义或忠孝，反而是大道废、国家乱才有的现象。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具体地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的，不足以治理天下。保持朴质，减少私欲，抛弃圣智礼法的学问，才能使人没有忧虑，找到真正的归属。
要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老子主张还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不标榜贤才异能，使人民不争功名；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使人民不做盗贼；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被惑乱。所以有道的人治理政事，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满足人民的安饱，减损人民的心志，增强人民的体魄。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从前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精巧，而是使人民淳朴。人民之所以难治，乃是因为它们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机，而让人和事物复归到真朴，天下就会大治。
（二）《庄子》
1.简介
《庄子》是发挥道家思想和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集中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十五篇是庄子及其弟子合作写成；“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盗跖》、《说剑》等篇不是庄子之思想。
《庄子》有哲学的睿智、文学的风采、美学的情趣，更体现了洒脱的人生。《庄子》之文章生动细腻，挥洒自如，意象雄浑飞越，想象汪洋恣肆，情致滋润旷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庄子》结构上分总自然，意到笔随，得心应手，千姿百态；句式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庄子》还善于用寓言说哲理，构思奇特，随意夸张，将自然万物赋予灵性，对历史人物加以虚构，故事密度大，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庄子》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司马迁评其“洸洋自恣以适己”，鲁迅则称赞“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或能先也”。
《庄子》之论，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在个人修为、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且巨大。
2.思想
（1）“道”与“自然”的继承与发展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以道统摄万物，驾驭宇宙，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化育万物的本根。他指出，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且“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大宗师》）。故道是永恒的、绝对的、无变化的；而万物则是暂时的、相对的、有变化的。因此“道无终始，物有生死”，“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又存在于万物之中，“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人道》）。道还是不可感知、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
庄子所说的道，指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实体的统一，是有与无的统一。他认为人只要精神上得到“道”，就可以与“道”同体。他把天地和万物与“我”说成是合二为一的东西，道既然存在于大地万物之中，也就存在于“我”。因此，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庄子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认为“天与人不相胜”。《秋水》云：“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牛马四足”即是天然，可是“落（络）马首，穿牛鼻”，加上不自由的束缚，这即是人为。庄子主张“反其真”，返回人的自然本性。他指出，人的“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因此，人之有德者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之性就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养生主》以寓言“庖丁解牛”说明了万物“依乎天理，批大郄，道大窾，因其自然”的道理，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说明：老子死后，他的朋友秦失前来吊唁，却批评别人的痛哭，他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2）相对主义的“齐物论”
庄子认为，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平等的，提倡把相反的万物视为齐一，认为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由此推而广之，天下间便没有了高低、强弱、古今、大小、是非、善恶、先后之分，这就把将老子辩证法的相对性加以夸大，发展为相对主义。庄子认为，人间的真伪、是非之分来自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及言与物、言与言的对立。《齐物论》云：“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只有持有局部见
解（“小成”）的人，才看不见道而谈论真伪；只有喜好争辩（“荣华”）的人，才不理解素朴之言而谈论是非。
庄子认为，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都体现了无所不在的道，故而“道通为一”。他在《秋水》中以“河伯观海”的寓言加以说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趋向来看，顺着万物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是对的，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对的；顺着万物否定的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错的。可见是非难辨，“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因此，庄子把万物看作是齐一的，不要强分彼此、是非，而要采取一种“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态度，即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均衡。
庄子认为，既然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那么生死皆齐一、自然。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人之生死只是如春夏秋冬一般循环不息，因此必须顺乎自然，破除一切的拘执。庄子认为，生固可喜，死亦无悲，由是可齐生死，人亦可无生死，人生在世就要安之若命。庄子在其妻子死时鼓盆而歌，就是庄子这一思想的力证。
（3）“君道无为”的政治主张
庄子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丑恶：“无耻者富，多信（言）者显”（《盗跖》），“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徐无鬼》）。他反对儒家的以仁义治国和法家的以刑罚治国的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回到原始的“至德”社会。他认为，“圣人生而大盗起”，将现实社会视为强盗世界，认为仁义礼智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和赃物。他指出，“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那些高唱仁义之道的人，多假借仁义以取利，“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徐无鬼》）。他认为推行儒家学说，非但不能救世，反而违背人性，致使“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他又论述法家主张不足取，“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天地》）。
庄子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胠箧》）庄子认为，君王为政，以道德为根本，以无为为常态，“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形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天道》）。
庄子还描绘了理想中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他羡慕远古的神农之世，认为那时“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是“至德之世”最为兴盛的时候。
（4）无待与逍遥的人生态度
庄子追求绝对的、逍遥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只要“犹有所待”，即人为外物所累和受外力的牵绊，就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能够顺着自然的本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才是真正的自由。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以人生应当逍遥无为，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限制，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不追求名誉，不追求成功，做到无名、无功、无己，也就是无待、无为。这样就可以处于逍遥状态——一个内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人之逍遥，抛弃了私心、功名与利禄，彻底置身于宇宙大化之中，一切皆无，顺性而行，“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真正的道德境界，超越了世俗道德的束缚，不为世俗的名誉所动，“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养生主》以“庖丁解牛”为喻，阐述人生之道，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即是说，人生苦短，不能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种种。做好事不要追求名誉，做坏事不要触犯刑律，最好是忘记善恶的界限，不好不坏，不去惹人注意，这样对自己才有利。
庄子主张用“心斋”、“坐忘”的方法达到逍遥境界。《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杂念，使心境保持虚静纯一的状态。《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指内心虚寂，心神安静，涤除思虑，物我两忘，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而且不记得自己形体的存在，达到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大宗师》中，庄子对“坐忘”的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修道之人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三个阶段，然后达到“朝彻”，即一下子豁然贯通，随之可以“见独”，即见别人所不见，至此，便可以不分古今生死，不计往来成败，内心宁静自如，静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