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歌颂性变态的小说吗？
有人曾经宣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宣扬性变态的书，事实果真如此吗？
虽然有学者曾经说过：在《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由狐妖故事所组成的妖精交响曲，事实上就是蒲松龄所谱写的『欲望交响曲』，它们所要满足的主要就是人们的色欲与财欲。其中又以色欲为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视为性变态文学，因为蒲松龄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人与妖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反映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的人们对性爱的渴望。在这一大背景下，那些男性甚至不怕妖魔附体，也不怕自己性爱的对象就是狐狸等野兽。精神分析学派的祖师弗罗伊德曾经说过：”文艺是性欲的转移和升华。””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如果我们运用弗罗伊德的理论进行解释，就可以明白，《聊斋志异》中的人妖相恋是源自作者的一种潜隐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内心深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希冀和追求。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篇小说，在︿卷十·五通﹀中，蒲松龄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旧时江浙一带的五通神崇拜。在这篇小说的一开头，蒲松龄就写道：
有赵弘者，……妻阎氏，颇风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剑四顾，婢媪尽奔。阎欲出，丈夫横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爱汝，不为汝祸。”因抱腰举之，如举婴儿，置床上，裙带自脱，遂狎之，而伟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绝。四郎亦怜惜，不尽其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当复来。”乃去……至明，（夫）视妻惫不起，心甚羞之……妇三、四日始就平复，而惧其复至……四郎挽妇入帏。妇哀免。四郎强合之，血液流离，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妇奄卧床榻，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约妇痊可始一来。积两、三月，一家俱不聊生。
虽然一家人都非常痛苦，可是却无可奈何。后来出现一位勇士，一刀砍死了”四郎”，才发现这四郎居然是个马精，接着又杀死了前来相助的两只猪精，直到最后，五通神基本被消灭干净。在这篇小说中，令人感到疑惑的并不是蒲松龄对五通神的描写，而是对其中性爱场面的描写。难道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这是一部宣扬性变态的文学吗？
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恐怕并非如此。因为这篇小说中的主角”四郎”是一匹马变的妖神，尽管它在性爱的过程中非常可怕，作者也把它的施暴过程写得津津有味，但是作者的目的恐怕并非如此。用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作者为了真实再现一个妖神对女性的摧残而已；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完全丑化这只马精，而是把它写成也具有”怜香惜玉”之心，如”怜惜，不尽其器”，”约妇痊可始一来”。
除了︿卷十·五通﹀外，︿卷二·巧娘﹀、︿卷二·林四娘﹀、︿卷三·伏狐﹀、︿卷四·念秧﹀、︿卷五·伍秋月﹀、︿卷五·荷花三娘子﹀、︿卷六·林氏﹀等等都对性爱有比较大篇幅的描写，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呢？如果没有这些相关的性爱描写，是不是会影响这些小说的艺术性呢？我们还是以︿卷十·五通﹀为例，如果在这篇小说中没有性爱描写，那我们几乎看不出五通神究竟有多么可恶，人们想尽办法消灭五通神也就成了毫无理由的事情。更何况五通神本来就是一个淫神，如果将其中的性爱描写去掉，那又怎能体现出这是一位淫神呢！当然，这篇小说可能有些例外，那么，在其它的一些小说里，其中一些性爱描写原本是可以去掉的，蒲松龄为什么没有去掉呢？
我们都知道，《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广泛搜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而一般老百姓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在传说故事中掺有性爱情节是很正常的事。而蒲松龄为了让自己搜集的故事保留更多原有的风格，也只好保留下那些性爱情节。更何况，有的小说其情节本身就是靠性能力来推动的，如︿卷二·巧娘﹀，其情节就是靠男主角傅廉性能力的恢复来推动的，如果其中关于性的东西全部删除，这篇小说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而明朝中后期，社会环境极其开放，性爱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在明朝末期才会产生以《金瓶梅》为首的一大批所谓黄色小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蒲松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落魄文人，他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将性爱观念表现出来，似乎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单纯只因为他所撰写的作品中有较多的故事涉及到性，就称之为是渲染性变态，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蒲松龄的作品也只不过是以批判社会黑暗、人世污浊为主体的小说而已，如果我们人为地为它增加更多的言外之意，反而是对蒲松龄的误解，对《聊斋志异》的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