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地位上，周立波也还只是渐露头角的青年文人，就如他居住的亭子间那样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毫不起眼。如同那批来到上海、后来成为“左联”成员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周立波也是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职业的首选的，并且在劳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就开始有意识地从事这方面的训练。他学的是经济学，而兴趣却在文学，这样的选择仿佛是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前辈作家身影的再现，但五四时代这批作家或弃医或弃兵或弃工从文的选择多是以为文学是解救国家民族问题的利器。当然，周立波放弃专业学习从事文学事业，固然也顶着这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此类的神圣光环，但更多的是因为这体面、受人尊重的文学创作在商业化气息非常浓厚的上海，能够成为较为固定的职业和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
随着众多个人日常生活史料的出现和开掘，我们已经知道30年代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知名作家依靠写作所得的收入是相当丰厚的。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作为自由撰稿人身份的所得收入，每年在6000元左右，远远超过令人羡慕的一般大学教授；而其他名气不如鲁迅的如茅盾、沈从文、田汉等作家，每月也有200元以上的收入，亦相当于一般的大学教授；即使是名气更小一些的文人，譬如与周立波同时期的柔石、丁玲等人，每月的收入也超过或接近100元，相当于上海当时比较有名的演员的收入。[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3页。]
事实上，周立波见之于《申报·本埠增刊》的处女作《买菜》，就给他带来了这样一种沾沾自喜的体验和感受。1000来字的文字，居然换来了4块钱的稿费。虽然自家生活相当清苦，但居然出手相当大度，声明“全部稿费归代领人买东西吃”。代领人买了些点心，但还是剩下了两块多钱，而周立波并未据为己有，依然慷慨拿出，和同乡们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顿牙祭。[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虽然这是后来研究者的叙说，但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受惠于上海文化产业的商业化，仍然能够过着令一般民众羡慕的生活确实无庸质疑的客观事实。住在亭子间并非就是寄人篱下，只要能够握有并累积了将来总有一天要被兑现的资源和能力，亭子间就是一个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起点，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表明，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更能在关键时刻及时解决周立波自己的温饱问题。
1930年8月，经受学校开除这一挫折和打击的周立波，在重返上海以后一度“对革命工作比较消沉，只想学文学，翻书，并独立生活”（《补充说明》），但生活依然困顿。周扬于是邀他合作翻译外国小说。他们找到了美国出版的、苏联顾米列夫斯基早期创作的一部名为《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的长篇小说的英译本，并参照黑田寿男的日译本，转译成了中文。正是依靠这部翻译小说在上海现代书局卖出所分得的一笔稿费，维持了周立波几个月的生活。[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大学生性爱生活的小说，宣扬了曾经流行一时的“杯水主义”，迎合了上海市民的趣味和需求，因此1932年1月由现代书局出版后连续印到了三版。虽然周立波（包括周扬）并没有在自己的文章或日记中提及，但根据当时的稿酬标准和生活水平进行粗略地估算，这部并不很好的小说所带来的稿费应该是比较优厚的。
根据1939年6月《鲁迅风》杂志的一个简单报道，30年代的上海作家按照经济状况可以分为4个等级。根据周立波将妻儿老小留在老家、只身在上海滩头闯荡江湖和生活的实际情况，他当属最低的4等作家，每个月的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等约计20～30元。《大学生私生活》一书翻译脱稿于1931年5月，初版于1932年1月，同年4月周立波被关于提蓝桥西牢。根据胡光凡等人对于周扬的访问，周扬指出该译著出版后分给周立波的稿酬，维持了周立波几个月的生活。由上可见，这几个月大概是四五个月。因此，周立波这几个月的生活维持费用大概是在150元左右。而这部小说的初版稿酬大约是多少呢？该书分“九点钟以后”、“聪明的人们”、“始末”三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三部各10章，第二部12章，我所见到的1937年版本共377页，每页字数约410个，全书总计字数当在150000字左右。根据30年代的稿酬标准，当时的北平每千字可达4～5元；而上海稍低，约1～5元，四等作家每千字1～2元，三等作家2～3元，二等作家3～5元，一等作家则高些。
这部译著的署名只周起应一人，可能是因为周立波的名气太小，相应会降低稿酬。但周扬其时的名气，大概与夏衍、胡风不相上下，属于三等作家之列。夏衍、胡风的稿酬，起初也是千字2元，后来才提到3元。据夏衍回忆，在20年代末，他每天译2000字，稿费大概是每千字2元，每月可有120元的收入，在文艺界的一群穷朋友中居然不自觉地成了“富户”。[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8页。]因此，周扬其时的稿酬标准大约也是千字2元。如果稿酬很高，他也就不会经常过着借债度日的生活了。依此类推，周立波与周扬合作的这部译著，稿酬标准大约是每千字2元，不计版税的话，该书初版稿酬大约是300元左右。作为发起人、署名者和长辈，周扬从稿酬中分出150元左右给周立波也是合情合理的。
150元，对于居住在“亭子间”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具诱惑力的数字。比起周立波散文《买菜》所得的4元稿费，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想，身处“亭子间”期间的周立波，其文学创作不过就是《买菜》、《雨》、《向瓜子》、《游行妓》、《船上》、《汨罗》、《当》、《农家的冬夜》、《二等兵》、《竹林》、《科学小品文学家高士其（一）》、《科学小品文学家高士其（二）》、《悼巴比塞》等10余篇散文，《牵引你的》、《海滨拾诗》、《也曾想》、《“饮马长城窟”》、《可是我的中华》等几首诗歌。文学创作之所以历历可数，恐怕就在于从事文学创作所得到的收获，尚不足以根本解决自己的生存之忧，而大部头的外国文学翻译虽然也需相当的付出，但在报刊可以连载或选载，之后又可以在书局可以出版，甚至一版再版，实在有利可图得多！你看，周立波翻译的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驰名的跳蛙》分4次刊载于1935年2月7、8、9、11日的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爱尔兰詹姆斯·乔易斯小说《寄宿舍》于1935年9月17、18、19、20、23日分5次刊于同一副刊；捷克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不仅曾以《黄包车！黄包车》的形式刊载于上海1936年4月5日《申报周刊》第1卷第13期，以《吴淞废墟》的形式刊载1936年4月《通俗文化》半月刊第3卷第8期，以《士兵墓地的吉原》、《污泥》、《纱厂童工》《死刑》的形式刊载1936年6月5日、7月10日、8月10日《文学界》月刊第1卷第1号、第2号、第3号，而且又以书的形式于1938年4月交汉口天马书店出版。甚至在“两个口号”论战正酣的时候，周立波也因为聚精会神于肖洛霍夫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翻译工作而无暇旁及。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说周立波的翻译工作没有崇高的目标，实际上他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伟大的中国革命都功不可没。我只是想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着眼，分析处于“亭子间”周立波何以不象其他左翼青年作家那样埋头文学创作、而是孜孜于翻译园地辛勤耕耘的缘由，正是借助文学翻译能以低微的身份去获得较高的稿酬，改善贫穷的生活状况。鲁迅早就告戒过人们：“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虽然曾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编辑部自愿取消稿酬，《新潮》、《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少年中国》也起而效法，作家不要稿酬曾一度成为一种时尚，但毕竟违背了近现代社会保护作家经济利益的新体制，它并不利于作家的生存与发展。而在30年代的上海，文学市场化日益成熟，作家们已在普遍地为应该得到的稿酬而努力。因此，基于自身家庭贫寒的经济条件，善于利用上海“亭子间”所处的商业化环境，具有一定外语优势的周立波，以自己的外国文学译介获取稿费和版税，既解决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又从另一层面超越了同处“亭子间”的年轻左翼作家。
事实上，外国文学的译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周立波以后，身为作家的翻译家则更是凤毛麟角了，这种文化发展态势不免让人唏嘘不已，而稿费偏低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症结。其实，外国文学翻译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外国文学译介一样能够得到读者的追捧和青睐。周立波的译介经历，已对此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事实上，有了经济上的独立，周立波才能有后来文学创作事业的蒸蒸日上。
当然，周立波身处“亭子间”而热心于外国文学的译介，还与他的交往网络（譬如周扬的指导和帮助）、团体认同（譬如左联这一组织的力量）、媒介制约（譬如《申报》副刊《自由谈》、《大晚报》副刊《火炬》等左右翼报刊、出版社的支持）等诸多因素相关。限于篇幅，笔者就此打住，将另文给予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