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暴风骤雨》的广泛影响主要源于上卷（1948年4月东北书店出版），尤其该卷对于东北土改动员过程[动员属于政治学范畴，按照汤森和沃马克的解释，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见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故动员指政治权威为达成某种特定政治目标而对公众施行的某种诱导或操纵，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土改动员亦不例外。]的“典范”叙述。小说以惊人的耐心，接连讲述了五次大小不一的动员/斗争会（后三次地主韩凤歧在场），终于使农民获得了群体性的觉醒，土改由此得以以“暴风骤雨”之势展开。这一叙述无疑有现实的生活原型。据周立波自述：“三斗韩老六是由周家岗的‘七斗王把头’演化而来的。”[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红旗》1978年第5期。]但不难想象，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期小说，[钱理群：《一种新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暴风骤雨》不会“自然主义”式地实录土改动员的全部史实。那么，作为小说取材来源的珠河县元宝镇等地土改本事如何，小说又对之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和重构呢？对此，陈涌、林岗、唐小兵等学者皆未作相关考订工作，笔者拟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部分地方史料试作疏考，并从革命文化生产角度对其本事与故事之间的演变成因略作阐解。
一
元宝镇是紧邻哈尔滨的珠河县的一个大镇，其真正的土改始于1946年7月。[实则此前的1946年春，元宝镇已进行一次分地，当时区中队根据东北局《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将日本商人长谷川所占地（200余垧）、日本开拓团抢掠地（280垧）、日本开拓团开拓地（约300垧）及部分逃亡汉奸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直接分给农民。小说未写这次分地，一则因为主要是分日本人所占地，二则皆为临时处置，并未进行动员、清算。而严格按照中央土改精神来分地的，确实始自总政工作队。详见郭长兴：《元宝镇土改时期的分地情况》，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哈尔滨科学印刷厂2004年印，第72-84页。]当时，由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派来的武装工作队（萧文达任队长）在此前已成立的元宝区区中队的支持下，在元宝镇工作了两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搞阶级调查，摸清元宝镇的阶级状况，开展减租减息等。”[韩惠：《和周立波同志在一起》，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9页。]但工作队很快撤离，由新成立的元宝区委继续领导土改（韩惠任区委书记）。9月初，陪同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到元宝检查工作的作家周立波主动要求在该镇蹲点土改（兼任区委副书记）。元宝土改持续到1948年初，期间有两次清算和分地活动（1946年底、1947年底），相关动员工作则集中在第一次分地以前。
据现有史料看，元宝镇的土改动员分为三阶段。一是发动“穷头”。韩惠回忆，“工作队深入南区（元兴）扎的第一个根子是王鸿君，北区（元宝）扎的第一个根子是周凤鸣”，“经王鸿君串联起来的有白福山、郭长兴、孙永富、赵大个（名字记不清了）、花玉仁、刘长明、齐梓林、吴玉山等”，周凤鸣则串联了李长有、连景实、许盛连等。[韩惠：《和周立波同志在一起》，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9-10页。]在第一次“穷头”会上，萧文达进行了动员。郭长兴（郭全海原型）回忆，萧队长向“穷头”们解释了为什么要土改：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打垮旧势力，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那最主要一条是我们这些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明白了要打倒地主老财翻身解放的道理。……我们大家抱成团，人多力量大，一定能斗败他们。因为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给你们做靠山，支持你们，我们有枪杆子在保护你们；可地主老财他人少势弱，又是一些伤天害理坑害咱们老百姓的人。真理在我们手里，再看看支持过他们的日本鬼子被我们打跑了，他们盼望的所谓中央军被我们打的节节败退，所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改朝换代，咱们穷苦百姓要坐天下。[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03-104页。]
萧队长动员的要点在于“让咱们老百姓当家作主”、解放农民，但从现在已披露的史料看，这种动员在信息上是颇不“充分”的。其一，回避了内战的现实压力。其实1946年“五四指示”直接因于战争对兵源、粮源的需要。尤其在东北，四平之败（1946年4月-6月）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农村抓到手中，以支持战争。甚至，一般性的发动群众的方法已不敷其用，只有暴力土改等非常规的手段才能紧紧吸引住农民，使之与党共命运。[相关研究可参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其二，战争风险亦被回避。“彻底打垮旧势力”其实需要以百万计的农民投身战争，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萧队长鼓动农民起来“坐江山”，却未提及坐不上“江山”掉脑袋之风险，相反，他将我军严重失利讲成“打胜仗”。三，土改乃至革命的最终目标同样“缺失”。毕仰高指出，在土改中，“尽管共产党精英真诚地关心农民的困境，并真诚地愿意去改善它，但他们同时又把发动农民和许诺解放农民作为手段，以服务于农民并不关心的目标：国家的独立、政权和力量。”[[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未来新政权将以土地公有为基本国策，它与农民之间既利益共通，实又裂隙丛生，对此，农民未被告知。故从政治学角度看，土改动员确为“诱导”，然而反向观之，工作队亦甚成熟。萧队长动员的重心其实不在于阶级正义，而在于“改朝换代”和“坐天下”。此种动员技术直指乡村“隐藏的历史”，直接召唤那些心怀怨恨的农民（“穷头”）[亲历者回忆，总政工作队到元宝镇选“穷头”，“他就选穷的，吃不上，喝不上，外头有些饥荒，甚至妈的要饭吃这样的，一色选那样的”（高凤桐口述），“就是过去给人扛大活儿的，给人家大家主做活的，就这样的，没家没业这个”（刘永青口述），“我知道当时共产党接触的那些人吧，都是一些个所谓贫雇农什么的，农民出身，受剥削，受痛苦了，都是这些人。”（刘福德口述）见纪录片《暴风骤雨》（蒋樾、段锦川导演，2005）。这些“穷头”的怨恨指数大大超出平均值。]刻骨铭心的权力欲望：报仇雪恨，甚至“夺袍上位”。无疑，萧队长是深谙农民心理的，他巧妙地将阶级“大历史”嫁接于乡村“隐藏的历史”之上，借助乡村自身强大的内驱力，促使农民走上土改（革命）之路。事实证明，萧队长的动员效果极佳：“大家都被他有理有据鼓舞人心的话语所感染，十几号人呱呱的鼓掌。大家真是盼这一天早日到来。”[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03-104页。]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动员其实主动地将革命送上了乡村权力争夺的“旧轨”，因此土改很可能被某些精于计谋的农民利用为“坐天下”的开端（如赵炳之于洼狸镇），而未必完全是革命事业的肇始，其间潜藏着革命在利用乡村时的妥协与风险。
元宝镇动员到了发动一般积极分子的第二阶段，周立波开始介入。与萧文达用夺权“诱导”农民不同，周立波也召唤、利用乡村的苦难事实（“访贫问苦”），但他不“妥协”。他坚决地将这些私人苦难拉离乡村“旧轨”，使农民们在“夺袍上位”的私人欲望之外理解阶级解放的正义。大约是农民在理解正义方面表现得不甚理想，周立波反复给他们讲解道理，甚至专门开办了“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他认为，农民存在两种旧观念，一是宿命，二是对租佃制度的不义缺乏认知。前者是乡村“惯例”，后者亦频见于史料。郭长兴回忆：“咱们农民过去都知道，人家地主有钱，人家的地，不是咱的，咱应该给人干，穷嘛，咱们没有地，就得穷。”[蒋樾、段锦川：《暴风骤雨》（纪录片），2005年摄制。]而双城县“在提出分恶霸豪绅土地后，有些农民这样说：‘这是人家先人留下的，怎么能分呢？’大多数是想要，但又象说不出似的。”[《双城县委关于群众工作报告》（1946年8月），收《土地改革运动》（内部发行）（下册），黑龙江档案馆1983年编，第26页。]其实，农民或不满于贫穷，但对租佃制则无异议（他们也梦想成为地主）。周立波以为这类乡村“隐藏”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农民觉醒，因而在训练班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力“洗刷”之：
当时有好些人认识不高，认为自己穷是“八字”不好，周立波针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通俗的讲述：不是“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残酷剥削的结果。……究竟谁养活谁呢？周立波通俗地讲出贫苦农民养活地主老财的道理，他反复讲地主老财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一样不是劳动人民劳动出来的？没有贫苦农民的辛勤劳动，粮食会从地里自己长出来吗？地主老财不劳而获，吃得肥头大耳，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将他们养起来的。土地本来就是农民开垦出来的，被地主老财霸占去了。[李万生：《周立波在元宝镇》，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27页。]
这的确是乡村有待被改造的旧观念，地方史料也称训练班“效果好，提高了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李万生：《周立波在元宝镇》，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28页。]但元宝镇土改的成功又多大程度上系于这种撇开乡村权力“旧轨”的动员方式呢？证据表明，此动员方法在东北实属个例。据载，训练班作为“成功经验”，“得到了珠河县委的肯定，在全县予以推广。”[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下），《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既被“推广”，就表明其他干部并不如此操作：周立波的不“妥协”毋宁“书生气”十足，而多数土改干部更接近萧文达，主要以权力“诱惑”农民而非以正义感召农民。
动员的第三阶段是诉苦/斗争会，藉此整体动员。“穷头”、积极分子毕竟只是部分农民，很多农民非贫非苦，或与地主无甚交集，或因地域、宗族等复杂关联，心理上并不以地主为“剥削者”或“坏人”，故必须经诉苦/斗争会在乡村形成“共识”。不过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总政工作队在元宝镇没开过斗争会，亦未诉苦，该镇诉苦与斗争会皆与周立波有关（如他力主批斗区中队队员陈福廷）。由此不难看出元宝镇社会关系的复杂与周立波的单纯。陈福廷是四乡闻名的流氓恶霸，欺男霸女。[据郭长兴回忆：“（陈）在日本鬼子要垮台的前三年（1942年），靠他那当伪区长的伯父陈惠中的关系和势力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协和青年团团长，……他最大的罪恶就是缺德，谁家年轻貌美的姑娘、媳妇要是叫她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谁家敢反抗他，那家姑娘的老爹，媳妇的丈夫一定会倒霉。轻者抓劳工，重者抓到宪兵队屈打成招被杀头。女的被强暴了不是喝药就是上吊。有的姑娘被抢去，他玩够了就卖到珠河或一面坡妓院。”见《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11页。]共产党来后，他却迅速在区中队和区委会找到了新的“保护伞”，依旧威风八面，他的众多仇家无一敢于出面寻仇。总政工作队未清算此人，或是被当地人蒙骗，或是被暗中收买。而周立波可能摸不清其中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亦或是出于阶级义愤，坚决斗争、清算了此人。而在周立波主持下，元宝镇的诉苦也颇为成功。据载：
周立波亲自帮助周凤鸣做诉苦的准备，解除思想顾虑，他说：“不要不好意思说，都是自己的穷哥们，你当大家面谈了你过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增进穷哥们的团结……”经过周立波的具体帮助，周凤鸣在诉苦会上讲得很好，当他说到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时，放声大哭，引起了会场的一片哭声。[李万生：《周立波在元宝镇》，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28页。]
诉苦借助某种“剧场效应”，重新组织了不同农民的苦难经历，使之汇为一种共通的被剥削的“大历史”。精英论者鄙此为“乌合”心理：“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与思想全部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然而这种“集体心理”使“大历史”成功锲入甚至主导了元宝镇社会。
元宝镇的动员产生了事实效果：土改开始，一批农民成为新的乡村精英，代替旧的统治精英，组成了服从于党的基层政权。不少新精英的人生认同亦由此发生变化，如郭长兴日后即成长为一名受到当地农民拥戴的党的优秀基层干部。
二
《暴风骤雨》的动员叙述以元宝镇实事为“蓝本”，然而其中“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生活报》1949年6月21日。]之处，亦频可见，现对其中改写之处略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