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物，人物身上的精神性格是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有评论家说：“周立波的作品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所塑造的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山村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他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譬如《盖满爹》里的乡支书盖满爹，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爱社如家、勤俭节约的境界和性格。譬如《桐花没有开》中的农业社队长盛福元，在科学泡种的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踏实、执着的精神和个性。譬如《民兵》里的年轻姑娘卜玉英，在恋人烧伤之后显示出的有情有义、忠贞不渝的高尚人格……都生动传神地凸现了湖南农村各种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展现地域特色的最佳窗口。譬如《卜春秀》中写益阳一带的山野，初春季节，草木葱茏，阳雀子鸣叫，路边的水井水面如镜，一位怀春的姑娘看着水中的倩影自我欣赏。景美人美，如诗如画。譬如《张满贞》里有一段风景描写：“从伞下了望，雨里的山边，映山花开得正旺。在青翠的茅草里，翠绿的小树边，这一丛丛茂盛的野花红得像火焰。背着北风的秧田里，稠密的秧苗像一铺编织均匀的深绿的绒毯，风一刮，把嫩秧叶子往一边翻倒，秧田又变成了浅绿颜色的颤颤波波的绸子了。”一幅雨中的南国乡景，在作家笔下给写活了。风俗画描写，在周立波短篇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山那面人家》写农村的新式婚礼，农民们的聊天斗嘴，洞房的装饰陈设等等，展示了特定时代的农村婚俗。《下放的一夜》写人被蜈蚣咬伤，用蜘蛛吸毒、用公鸡血驱邪的乡土疗法，隐含着一种神秘的民间文化。《胡桂花》写村里的业余排戏、戏场里的情景，显示了益阳农村古老的民情风俗。愈是地域的，往往愈容易成为民族的和世界的。周立波的益阳，已同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走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创新短篇小说的文体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一连开一两个月的洁白的茶子花，好象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看这茶子花好乖，好香啊！”这是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等作品中描绘的茶子花，把普普通通的茶子花的幽香、精美、乖巧、倔强的风貌和性格都写出来了。这是南国山野中的花，这也是周立波笔下的小说。他的小说自然属于那个革命的、激进的时代，在取材、立意、形式上留有诸多历史痕迹，但他的作品更保留了湖湘的地域风情和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他的作品看似依循的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套路，但在结构、手法和语言上，融入了很多新的因素，成为一种别具风貌的小说文体。周立波曾经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怀着为革命的功利的眼光去采取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他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有评论家指出：“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启蒙主题、乡愁主题不同，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的主题是赞美和歌颂新农村的新人物、新生活。”[绍雄：《论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百年周立波》，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文学应当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周立波着力写新人物，是不是在迎合政治意识形态？需要作一些辨析。五、六十年代，出于政治的、文学的需要，不断地倡导、强调广大作家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乃至“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种新人物的标准是：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要有完美无缺的品质和性格，要采用典型化的方法去塑造。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甚至极左的理想主张。但对这样的理论，作家们也许觉得高不可攀，却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合理性，只是每个作家有自己的理解罢了。譬如赵树理就认为那种“一声不响、勤勤恳恳”的普通人物也是英雄。但在这种左的理论的鼓噪下，文学园地确实涌现了许多“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深谙文学理论的周立波，在1934年就明确说：“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我们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因此他对五、六十年代提倡写新人物是认同的，但在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运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上，他有自己的理念和手法。
他确实塑造了许多新农村中的新人物，但这些人物身上却没有那种政治的和阶级的特性，而是一种源自地域文化、美好人性、新的生活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他深知短篇小说不可能写出多么复杂、深厚的人物性格来，因此捕捉的往往是人物特定环境中某种精神、性格的瞬间闪光。譬如《张满贞》里的张满贞，原来是一个可怜的童养媳。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锻炼成长，成为县玻璃厂的厂长，后又担任了公社妇女部部长。她干一行爱一行，既有基层干部的沉稳、果断，又有年轻女性的热情、温柔。是一位优秀青年干部的代表形象，是新的社会造就了她。譬如《霜降前后》《飘沙子》刻画的是同一个人物——年轻队长王桂香。他不仅团结群众、带头苦干，善于经营、领导有方，且有大局观念，能为邻队着想，选买、喂养又瘦又小的“飘沙子”牛的事迹，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农民的宽广胸怀和高尚风格。周立波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人身上的“萌芽”状态的精神性格，作出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笔下最成功的是那些年轻漂亮而又有个性的女性形象。腊妹子在广阔、美丽的大自然中学会了游泳、爬树、打弹弓，有一种自由、任性、倔犟的假小子脾气。卜春秀面对理想中的爱情和父母主张的婚姻，爱憎分明，主意坚定，把一个年轻姑娘追求自由爱情、反叛旧式婚姻的思想行为写得绘声绘色。胡桂花走出家庭，上台演戏，面临丈夫的误会和村人的议论，凸显出一位腼腆而又内秀、温情而有主见的年轻媳妇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有时代色彩，但更突出的是那种聪慧、泼辣的地域性格和纯真、善良的人情人性。需要指出的是，周立波的小说人物，在类型上比较简单，他着力塑造新人物，却忽视了创造更多的中间的、落后的人物形象。其次是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他热衷刻画人物美好的、正面的性格侧面，却很少深入人物心理、人性领域，揭示出人物复杂、矛盾、缺陷的一面，导致了一些人物形象的单薄和雷同。他的短篇小说中，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很少。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艺术结构上，创造了多样化的结构模式。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结构上主要有两种类型，情节小说和人物小说，形式较为单调。周立波由于有较厚实的现代小说修养，因此在结构形式上就能兼容并蓄，大胆创新。一是故事情节小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的，人物是在情节的展开中塑造出来的，这种叙述方式也很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周立波为了加强小说的民族特色，适应更多读者的口味，也创作了许多故事情节类小说；但他在故事叙述中特别注意从塑造人物出发，以人写事，又以事托人。譬如《湘江一夜》写抢渡湘江战役，这样的题材只能以叙述事件为主体，但战争又是由人来指挥、展开的，因此作家紧紧抓住主要人物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故事和人物达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再如《林冀生》写一位因病住院的市委书记一个早晨的“微服私访”，作品自然也要以时间和事件为线索，但在叙述中突出了主人公关心群众生活、认真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因而人物形象也较突出。二是人物性格小说。这是周立波最擅长的一种结构形式，作品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叙述情节，渲染场景，刻画细节。但作家在描写人物时，也兼顾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变化性。譬如以人物姓名为题目的《盖满爹》《艾嫂子》《张润生夫妇》《胡桂花》等，都属于这类结构模式。三是场景图画小说。这类小说既没有完整情节，也无突出人物，其结构的核心是画面，把自然景物、人物群像、行动语言等都囊括在一个画面中。譬如《禾场上》，写山村傍晚、开阔禾场，各种人物、聚会神聊。时代气息、地域特色和山村风俗都跃然纸上，是一篇典型的场景结构小说。再如《翻古》，写初冬晚上，农家堂屋，煤油灯下，李二爹与儿子孙子以及邻居的小把戏们，一边翻古讲汉，一边挑选茶籽，古朴的画面余味无穷。四是生活结构小说。这类结构形式依循的是日常生活的片断性、原生态，自然铺陈、散散漫漫，但却有一种情调、色彩统一全篇。如《牛》《伏生谷生》就属于这类小说。周立波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使他的小说平添了现代感和诗意性，对当代小说作出了可贵贡献。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上，趟出了一条雅俗共赏的艺术通途。周立波曾经是一位追求“欧化”语言的知识分子作家，但最终形成了一种炉火纯青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风格。但在这种风格中，又可以感觉到湖湘地域文化、农民方言土语、作家审美趣味的弥散。朴素而高雅、天然而精美、古朴而现代，是他语言风格的基本特征。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叙述语言的整体格调是土色土香、质朴淡雅的，但景物描写、作家旁白却是那种华美、抒情的知识分子笔法，而人物语言则是乡土的、个性的。整体的统一、局部的变奏和“插曲”的特别，使周立波的小说的文体和语体独树一帜、魅力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