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元这一人物形象主要是在“续编”有关合作社生产组织和领导的描述中，作为刘雨生形象的对立面来刻画的。作者将其定位为“退坡”干部，并且从个人品行和领导行为两方面展开了描写。从个人品行角度看，谢庆元存在“寒热病”、贪口腹、爱发牢骚等毛病，这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看，自然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是，作者又遵循乡土民间生态话语的价值原则，客观地说明谢庆元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经常处于无米下锅的“绝对贫困”状态。这样，他的所谓“退坡”，就不是出现了比如追求“个人发家”之类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物质生活情势与个人性格“瑕疵”相结合形成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而已。而性格“瑕疵”，则是刘雨生、陈大春等其他基层干部身上也同样存在的。在领导行为方面，作品通过对“分油”和“分秧”事件的描写，详细地表现了谢庆元身上严重的本位主义倾向。尤其是“分秧”事件中他接受了秋丝瓜腊肉“贿赂”的细节描写，更将其上升到了领导行为夹杂着个人动机污点的层面。但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农业生产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经济行为的日常话语角度，不断强调谢庆元是一个连亭面糊、陈先晋等“老作家”都相当佩服的种田“里手”，倒是刘雨生对育秧其实不太“在行”、指挥不周，才导致了烂秧。于是“分秧”事件中刘雨生乃至整个组织的态度，就体现一种以政治道德的权威和优势压倒技术优势、甚至以个体品行的“瑕疵”来抹煞其全部辛劳和技术成果的意味。以此为基础，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谢庆元寻“短见”的事件。在谢庆元实际上已经化消极为积极、开始认真组织和领导生产的情况下，因为龚子元堂客造谣而导致“私生活”方面的误会，夫妻二人才大打出手，又因为龚子元暗害而出现了他家领养的耕牛受伤的事件，谢庆元才满怀委屈地感到：“工作压头，家庭搞不好，牛又在我手里出了问题”[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页。]，“人在世上一台戏，我如今也心灰意冷了”[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1页。]，进而寻“短见”吃了水莽藤。所以，导致谢庆元公众形象损毁的关键事件，其实不在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而是由两个实属误会乃至冤屈的事件形成的个人生活挫折，属于个体命运偶然性所导致的悲剧。以此观之，谢庆元的人格状态与政治人生境界“全输”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通过这种种描述，作品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采用“曲笔”反思和批判极左政治生态的审美效果。而这种审美效果的形成，与作者对于日常生活话语和乡土文化伦理的价值认同，显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以说，正是《山乡巨变》的双重意蕴建构及由此生成的审美批判意味，使得学术界现有的一般性认知与评价成为了可能。
三、文化融合底蕴及其叙事策略选择
尽管《山乡巨变》广泛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尖锐、深刻的矛盾及矛盾双方的复杂性，而且在具体的描述中，从刘雨生黯然神伤的婚变到陈先晋恋土的“痛哭”，再到秋丝瓜连老婆病倒也在所不惜的“竞赛”，直到谢庆元的吃水莽藤寻“短见”等等，各类创伤性或悲剧性的事件也不断出现，但是，从审美境界的整体上看，这部作品却充满了故事情节的喜剧性和艺术场景的幽默感，显得情趣盎然、快乐横生。艺术情调的总体特征表明，作者在建构文本双重意蕴并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时，虽然也如实呈现了它们相互对立、排斥的矛盾性特征，但从更根本的层面看，矛盾的双方实际上是和谐与融洽的，是处于一种取长补短、优势融合的发展的文化状态。笔者认为，这种克服和超越矛盾对立性的文化融合状态，以及由此体现的时代精神美和乡土人情美，才是作者所真正致力于表现的价值内涵，才是《山乡巨变》意义建构的基础和底蕴。为建构这种政治文化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国家意识形态与乡土农耕文化之间优势融合的审美境界，《山乡巨变》在时代生活内容的处理和乡土文化元素的选择等方面，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处理方式和叙事策略。
在日常生活描述方面，《山乡巨变》显示出一种以社会政治话语和个体情感话语的和谐与融合为导向的叙事处理原则。
这种原则在小说的爱情故事叙述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盛淑君与陈大春、刘雨生与盛佳秀两对爱情关系就是这种特征的典型事例。在盛淑君与陈大春之间，入团与爱情紧紧相连；刘雨生与盛佳秀之间，则是入社与婚姻息息相关。盛淑君入团和恋爱遇到困境，曾经想“进工厂”，是爱情与合作化双方面的顺利发展，扭转了她的人生志向，让她在农村的天地里获得了幸福与前途；盛佳秀这个“苦命人”本来对参加合作社颇为犹疑，也是与刘雨生之间的情感关系，使得她的社会态度和个人生活同时摆脱了困惑而苦涩的境地。所以，美好的爱情将生活导向了“正确”的方向，生活的前进又影响、促进了爱情的成熟与收获，一种个人生活中革命与爱情齐头并进、和谐发展的优美画卷，就这样浪漫而又充满温馨地铺展开来。故事的具体情节展开过程也是如此。在盛淑君与陈大春的“山里情话”中，社会前景的诗意憧憬与爱情态度的甜蜜试探有机交融；在盛佳秀“回心”和刘雨生“捉怪”的过程中，也是刘雨生对入社得失的精细剖析、盛佳秀心中疑虑的逐渐化解和他们相互之间情感关系的推进相辅相成。所以，虽然盛淑君、陈大春和盛佳秀、刘雨生这两对爱情关系之间，存在青年情话和中年体贴的差异，但革命事业与个人爱情同步发展、相映生辉的审美话语建构路径，却是其共同的叙事处理原则。
在社会矛盾揭示方面，《山乡巨变》对“中间人物”与“落后人物”的刻画，遵循着一条“人民内部矛盾”和农耕文化规律的价值评判底线。
《山乡巨变》刻画亭面糊、陈先晋等“中间人物”和菊咬筋、秋丝瓜等“落后人物”的形象，根本目的是要表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农耕文化和以合作化为方向的时代要求之间尖锐、深刻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矛盾虽然尖锐，最后却都没有走向真正的对立，而得到了和谐形态的解决，连与暗藏敌人龚子元走得最近的秋丝瓜之间，矛盾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都是如此。小说的审美建构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叙事方向，一方面可能因为当时客观的社会现实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则在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理解和描绘时，都恪守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评判底线。而“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成为一种价值评判底线的具体思维路径，则是作者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应予彻底否定的私有制观念，转化成了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农耕文化规律及其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阐释和评价。
我们不妨对此略加具体分析。陈先晋是个“发财老倌子”，又“墨守成规，不相信任何的改变会得到好处”[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他参加合作社除了邓秀梅亲自登门，还有儿子、女儿、老伴和专程赶来的女婿用尽说辞的轮番和集体“攻势”，最后，陈先晋虽然在亲情伦理的逼迫下“勉强答应”入社，却还跑到自己的地里痛哭了一场。对于这样一个“顽固老倌子”，作者的描述中却充满了尊敬和体谅的情感，其中的根源在于，陈先晋在本质上是一个从小在地里“苦做”的种田里手，他的抵触与痛苦是基于长期农耕生活方式形成的见识与情感，实属情有可原，所以只能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而不能声色俱厉地斗争。亭面糊入社时，也采用转述“婆婆开头有点想不开”[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这样洋溢着乡土特色的方式，表示了他基于传统农耕生活习性而产生的对合作化怀疑与矛盾的心态，但他只是从生产方面怕“烂场合”、而不是在政治上反对新社会，这种抵触与怀疑，自然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为基础，又一个私有制与合作化之间的矛盾，就以洋溢着乡土情趣的形态得到了和谐解决。对于“落后人物”，作者也充分地展现出他们身上作为农民固存的优点，由此构成人物观念转变、矛盾和谐解决的客观基础。秋丝瓜虽然“是个又尖又滑的赖皮子”[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杀牛”之类的种种行为也确实“可恶”，作者却不忘如实地描述他喂猪是一把好手，并具体说明他在解放初期并没有抱怨，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出于私心才产生对合作化的抵触情绪与行为。而且，当邓秀梅和他就入社问题细细算账时，他也不是没有动心。所以，虽然长期“脚踩两边船”，这一人物对时代要求之间，就仍然没有构成敌对状态，仍然可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谢庆元在寻“短见”被解救之后，显然是因为李月辉、实质上也就是作者认定他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所以一旦工作态度大大改观，他才仍然能置身于李月辉、刘雨生等基层干部之列。如果按照区委书记朱明的评价逻辑来理解，谢庆元这一人物形象，就有可能被描述成蜕化变质、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典型。
总之，因为作者始终遵循一条“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评判底线，“只要不是对抗性的，事情有坏必有好，人们是有短必有长”[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作品描绘体现和代表合作化对立面的“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时，就呈现出一种针对观念而不针对人的叙事特征，矛盾的尖锐性也就通过叙事路径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文本审美境界中文化融合、社会和谐的意义内涵，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强化。
在文本意蕴建构层面，《山乡巨变》显示出一种以乡土文化为基础、淡化和消解各类矛盾负面特征的审美倾向。
作品描述菊咬筋一家与合作社集体之间挑塘泥的生产“竞争”，理性目标显然是要展现合作生产如何必然地能够战胜个体生产，但作者却以“竞赛”这种带有明显游戏色彩的形式来表现，这就在无形中淡化乃至消解了“竞争”中隐含的“敌情”观念和紧张感。谢庆元痛苦得手拿水莽藤要寻“短见”，亭面糊却语调里“充满了人世的欢喜”，来对他有关“背时”的疑问，进行充满一本正经的民俗逻辑、却令谢庆元啼笑皆非的探讨，两个人物伤感与欢喜、庄与谐的强烈对比，就使文本形成了一种幽默、戏谑兼而有之的审美效果，谢庆元心情和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负面解读，也就明显得到了淡化。甚至连龚子元夫妇被抓这样的“阶级斗争”事件，作者也有意穿插描写了盛淑君面对龚子元堂客的哭泣而一时“心软”和“犹犹移移”、亭面糊因再去龚家犯了忌讳而连呼“背时”之类的细节，从而以人情的温软和乡俗的俚趣，有效地淡化和分解了事件的严峻性。整部小说大量的乡土田园风光描写，更以浓郁的诗意淡化了全书的“斗争”格局所可能产生的、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紧张感的审美认知。就这样，《山乡巨变》将乡土生活的文化特质转化为理解和叙述社会运动的资源，以乡土社会的价值逻辑阐释政治时势、以乡土诗意和民俗趣味来消解斗争氛围，从而通过各类矛盾负面特征的淡化，有效地减弱了广大农民从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向合作化的生存方式“蜕变的痛苦”，而大大强化了他们在新中国、新社会所感受到的“人世的欢喜”。
在文化元素选择层面，《山乡巨变》热衷于发掘各种边缘性的文化元素来建构审美境界，从而既丰富了时代气息的内涵、又弱化了矛盾冲突在文本审美境界的重要性。
虽然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叙事总体框架，《山乡巨变》在审美境界营构的具体过程中。却显示出一种广泛发掘传统生活资源的特性。作者的所谓“翻古”[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正是他兴致盎然地致力于这种探寻乃至把玩的自况。在这部小说中，风俗民情描写几乎比比皆是。描绘合作社丰收的欢庆会，作者却附加上对刘雨生结婚酒席的叙述；描绘合作社集体插秧的场面，作者又穿插进盛淑君唱歌和刘雨生劝说盛佳秀杀猪等体现当地插秧习俗的情节；甚至盛淑君清早上山喊喇叭宣传合作化，作者也特意设计一个符贱庚对她进行身体和情感的“突然袭击”这样一个既具乡土传奇色彩而又带有暧昧情调的故事。《山乡巨变》对于乡土风俗与民情的这种种描写，既生动地展现了乡土日常生活的丰富情趣，又使文本审美境界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政治文化限定性的精神视野。这样，乡土民俗意味也就成为了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视野的社会矛盾冲突则因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审美场域，而大大削减了其意义的重要性。而且，《山乡巨变》一方面努力将乡土文化的传统底蕴转化成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又总是将时代新生活描述成一种贯穿着各种民俗文化元素的乡土生活新形态，于是，乡土民间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呈融合发展态势的审美效果，就在文本审美境界成功地显现出来。
四、十七年文学与《山乡巨变》的意义
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村题材创作，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将各种文化元素同时纳入审美视野、建构生活整体图景的审美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共产党动员农民阶级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的客观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则与创作者将民间日常生活与时代主流生活、乡土文化与国家文化同时纳入审美视野密不可分。
《山乡巨变》所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审美路径。但这部作品与一般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虽然也如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矛盾，却采用审美兴奋区与价值落脚点之间构成偏离和反差的叙事路径，建构起了民间日常生活与时代主流生活、乡土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双重意蕴境界，并以两种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呈融合发展态势作为作品的意义建构基础，从而既深刻地揭示了广大农民在合作者进程中“蜕变的痛苦”，而又使文本的审美境界中整体上看情趣盎然、“充满了人世的欢喜”。
针对大量只着眼于社会对立格局的合作化题材作品，《山乡巨变》的非对立性思维特征和文化融合观念显得独树一帜，又更符合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实际状况；而在当时大量以牧歌与颂歌相结合的方式描述“新社会、新农村”的作品中，《山乡巨变》则因同时存在社会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内涵，而显得格外的底蕴深厚、情韵悠长。所以，以文化融合为文本审美境界的价值底蕴，来形成时代政治文化话语和乡土民间生态话语的双重意蕴建构，这才是《山乡巨变》在同时代作品中的真正卓异之处。也正是这一审美文化特征，有效地生成了《山乡巨变》超越意识形态话语至今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精神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