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益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高级编辑
杨春华/益阳市海棠学校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集战士、作家和学者于一身的周立波，其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修为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限于小说、散文和文艺理论，随着各地学人研究上的深入和开拓，他在采访编辑、报告文学、诗歌和游记等方面的诸多建树正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周立波是在本土文化中成长的大家，但他学贯中西，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也有着丰富的实践，这一点还值得我们做更多的发掘和探究。
周立波从事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几个阶段
跨文化传播指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里·A·萨默瓦将跨文化传播定义为：“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翻译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行为，奈达曾指出：翻译即传播（Translationiscommunication），说明翻译具有传播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文化传播的必然途径，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条件和直接因素。我们检索周立波的文学活动历程，可知他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翻译外国文学是周立波30年代文学活动中的主要工作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有过在纷飞战火中为外国友人担任随行翻译及实战口译的独特经历，这在现当代文学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其跨文化传播活动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几个阶段：
一、“亭子间”时期（1928--1936）。毛泽东曾说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山顶上的人，另一部分是从上海等大都市来到边区的亭子间的人。“亭子间”是指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至今仍是上海石库门房子格局中居住条件最差、最不起眼的居住空间，“是革命者、小职员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周立波就可以说是来自上海亭子间文学家中的一个，除开“铁门里”的那两年多以外，驻留上海期间一直居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1928年2月，身背行囊、手持雨伞的周立波走出益阳农村，来到大都市上海，“和几个益阳同乡一起住在亭子间里。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刻苦地坚持自学，特别用功自修英语”。1930年，周立波的翻译作品初现于上海文坛。至1935年，周立波在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大晚报》副刊《火炬》、《读书生活》、《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等报章期刊，相继有翻译小说发表。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均以“立波”署名，而且从那时起，“周立波”的名字便沿用下来。立波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译音，表明他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较之同时代“亭子间”其他青年左翼作家，虽然起初也是以散文等形式开始文艺创作，但并不像柔石、丁玲、叶紫、沙汀和艾芜那样以文学创作闻名，而是以外国文学译介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开始步入现当代文坛的。至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去延安之前，周立波已经在上海翻译的文学作品加上外国作家论文、书信等，字数竟达31000余万，而对马克吐温、歌德、左拉、肖伯纳、普希金、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欧美、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多作家作品译介的文字亦不计其数。其中包括给他带来盛誉的经典译作捷克记者基希《秘密的中国》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据考证，周立波钻研过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游记，美国小家辛克莱的社会情况通讯，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和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斯皮维克的报告文学，特别是对捷克记者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翻译，译他人之所未译，被认为是周立波慧眼独具之举，是他对现代报告文学、对跨文化传播领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贡献。至于他所译苏联名著肖洛霍夫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是闻名遐迩，可谓经典名译，无人超越。
二、“战地”时期（1937--1939）。1937年，周立波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撤离上海，奔赴西北前线作战地记者，同时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当英文翻译。史沫特莱是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新闻记者。在史沫特莱不太中意原来配给她的翻译时，周扬给她介绍了时年26岁的大学生周立波。周立波的英语当时说得不怎么样，但史沫特莱还是对这个纯朴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同意让他来当她的翻译。后来的经历显示，虽口译未必十分流畅，但周立波对文学的悟性得到了史的高度称赞。至1937年12月20日止，周立波一直随同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战区各地采访，在山西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接见；在晋察冀边区采访了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徐海东、王震等八路军将领和大量战士、老百姓，还参加了广阳战役。作为翻译，周立波向斯沫特莱介绍了党的政策和边区的情况。“晚上，我在住处的马灯下，把毛主席制订的《十大救国纲领》翻译给史沫特莱”。
完成为史沫特莱当翻译的任务后，受任弼时委派，周立波陪卡尔逊（1896——1947年）到八路军前线访问，并继续担任战地记者行程3200多里，两次通过日军封锁线，爬过八座大山。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西德尼的卡尔逊曾三次来中国。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卡尔逊被派到中国了解作战情况。是年8月18日，他第三次来到中国。12月3日到西安，接着到了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周立波晚年回忆说：“美国驻国民党区使馆参赞卡尔逊十一月来到总部。这个军官是美国官方人士，他对我军不理解，但也没有成见。和总司令谈话以后，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去了一趟，看到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情景，非常感佩，终于成为我军的一个同情者”。在夜以继日的赶路和撰稿之余，卡尔逊还身兼另一项使命：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报告。1938年3月4日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报告这次华北之行。卡尔逊的信深深影响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争取了美国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理解与支援。
周立波从这两次征旅特别是第二次中得到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长期从事笔译工作的他，经过这几个月高强度的口译锻炼，从早期的困难，很快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真正会英文的人才少之又少，史沫特莱和卡尔逊要了解的东西有一般的生活，更有深奥的军事、政治问题，这些全靠立波的翻译沟通。二是快捷写实的写作方法。卡尔逊写作极快，有时就让立波站在窗前，描述窗外的景象，他就在打字机上打下来。这种实用的美式写作方法很适合当时的战争环境，也能迅速、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情况。立波学习能力超强，他马上就学会并应用起来。三是喜爱并接受了卡尔逊和田守尧这样优秀职业军人简洁、乐观的性格和作风。
1938年7、8月间，立波在夏天的时候再次作为英文翻译，陪同苏联军事记者瓦里耶夫走访了江南的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波就陪同美军情报官走访了北方的共产党防区，又陪同苏联的军事记者走访了南方的国民党防区，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难以得到的一种独特际遇。
三、延安“鲁艺”时期（1940—1943）。1940至1942的两年间，立波同志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名著选读”。如果说身处上海“亭子间”的周立波，能以外国文学译介名世，既因为他拥有翻译外国文学的外语能力，也是为了谋生的需要；而战地口译更是受命而行，那么，在根据地讲授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时，无论取材还是赏析，则更多地体现了他的个性化取向及其偏好趣味。他四十年前的遗稿《名著选读》讲授提纲有许多手稿已丢失，仅存的有关于蒙田、莱辛、哥德、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纪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班台莱耶夫、涅维洛夫，法捷耶夫等的名著。在所有22讲包括残稿共约1O万字的手稿中，俄国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
周立波的讲授具有外国文学的全面系统知识，甚至有文学史的脉络。他讲的虽是“名著选读”，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欧洲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以俄国古典文学为例，历来讲到文学史上的六大名作家，即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他都已列入。至于苏联文学，至20世纪30年代大的名作家，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等在40年代初也及时选入，足见《讲稿》所具有的当代性，同时说明延安培养的文艺骨干也具有外国文学方面很高的素养，绝非有人臆想的那种“土包子”。解放后，工作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上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们，每当回忆起在延安鲁艺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要谈起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都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
读《讲稿》的原稿，我们不得不敬佩周立波广泛的文艺天才。他集创作、评论和翻译于一身。即以外文而言，稿中使用多种语言，所引英、德、法文都有。讲稿并非成文，只是立波同志供自己讲课时用的详细提纲。因此，稿上横拉竖划，各种标注和补写的段落，杂乱地填满了纸页的每一处空白；并间以英文的引语，或德文、法文的书名与人名；所译作品甚至包括俄国古典文学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
四、对外传播时期（1951--）。除了上述三个时间段的跨文化传播以外，周立波还曾经任过《抗战日报》、《解放日报》、《文学战线》等报刊的主编或责编，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调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对外传播时期主要是指其建国后的对外交流活动和他的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及相关研究，起始时间可以大致推断，延续时间则很显然是开放的。1951年7月，周立波参与摄制的彩色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1952年3月，苏联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暴风骤雨》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周立波的名字逐渐为世界读者所熟知，并收人苏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百科全书。
1951年鲁得曼和卡林诺科夫翻译出版《暴风骤雨》俄文第一版，l952年出版俄文第二版。l957年伊凡科译出《铁水奔流》，l96O年克里弗佐夫译出《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书名为《春到山乡》），l962年译出《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书名《清溪》）。此外，l953年出卡拉谢夫编《中国短篇小说集》俄译本也收入周立波的小说。
对周立波的评论和介绍文字，自俄译本出现后就持续不断。最集中和有代表性的是索罗金和费德林合著的《中国文学简编·2O世纪4O年代的中国人民文学》（1962）、索罗金的论文《中国作家短篇小说俄译本序》（1959）和鲁德曼、舒普列佐夫分别为《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1951）和第二版（1952）作的序言。
1951年，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著名作家、翻译家B·卢得曼和B·卡林罗柯夫合译的俄文版《暴风骤雨》。同年，日本东京八卜（鸽子）书房也出版了日本著名学者、翻译家鹿地亘、安岛彬合译的日文版《暴风骤雨》。嗣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也都先后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不同译本或节译本。1955年5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铁水奔流》单行本。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到1956年，日本东京三一书房便出版了三好一、池田幸子合译的日文版本，题名为《奔流》。1964年至1965年，东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了西城秀枝译的《山乡巨变》，全书共三册。
周立波跨文化传播活动的能动性特征
身为作家与翻译家的周立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既有同时代文化人所具有的许多共时性价值取向，又因个性气质、个人际遇和人际网络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主体个性化色彩。
一、文本传译向文体推崇的升华：周立波不仅翻译了报告文学名著，而且对基希及其《秘密的中国》作了精要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其《谈谈报告文学》的专论中。发表于1936年的这篇报告文学论文与胡风发表于1935年的《论速写》，是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由以译介引进为主转向独立探索的重要标志。
周立波从“正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的幻想”三个方面评析了基希的创作。但论者的评析并不是就基希论基希，他是将基希的作品作为一种范式推荐的。他强调：“基希的作品，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模范。”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论者论析的对象虽是基希，但实际上其中正包括了周立波自己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解，反映了他的报告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就是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末尾所点明的：“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
30年代中叶是现代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期。“小说的地位几乎被报告速写所代替”，“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报告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报告文学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的问题，需要有“一个量与质的转换”，要实现这种转换，从主体角度而言：“报告者除了一般的文学知识必须具备外，外国的报告文学家们的写作是值得我们用心观摩的”。对此，周立波是有认同的。他把基希作为“模范”，推荐给中国报告文学界。报告文学是一种政治色彩相对浓郁的文体，周立波译介《秘密的中国》的深层动因，在于他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所负的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对于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大力倡导报告文学文体的可贵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