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说：“现实主义者处理人物，要求强调和夸张某些方面，而又省略了某些方面。”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集中化和典型化。“小说容许把几个人的典型的事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周立波谈到《山乡巨变》中王菊生的形象塑造时说，富裕中农王菊生，不是一个真人的照相，而是几个中农的典型言行的集中的缩影。一个模特儿比较好写，但是这样的模特儿常常不容易遇到。小说可虚构，名字也能假。我所在的乡，姓陈和姓盛的多，小说里就出现了陈姓和盛姓。中国农村，大都是聚族而居的，比如东北有姓初的，姓花的，南方没有这种姓。如果你写一个南方的农村中有姓花的和姓初的人物，就会显得不真实。我的经验是最好有一个人，作为模特儿，再找两三个同一类型的人的事迹和性格作为参考，这比较容易办到。
第四，要写出人物的言行，保持性格特征的始终一致。
周立波说：“在运动中最能了解人，每个人从他们的特定的政治地位出发，都会充分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矛盾也特别尖锐和复杂。这些生动的情况正是小说作者希求的极为珍贵的材料。”周立波曾经谈到《三国演义》表现矛盾最为精彩的一段是描写赤壁之战。作者在那一大段文字中表现了孙、刘联合的力量对付强大曹军的主要矛盾，中间穿插了周瑜跟孔明的次要矛盾。描写主要矛盾时，文章有着无限波涛和曲折，起初是战、和两派的紧张舌战，往后是孙权的决策。在孙、刘与曹操的主要矛盾之外，作者同时描写了孙、刘内部的次要的矛盾，在主要矛盾比较松弛的时节，周瑜和孔明的次要矛盾就显露出来。“山里套山，戏中有戏，生动地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错综、复杂和微妙。”周立波又强调说：“小说主要地要写人的行动，要以动写静，要选取人物的一个或几个或几十个关键性的行动或动作，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对话属于人的行动的一部分；‘言者心之声’，对话最能表现人物的心理，也是刻划人物的有力的手段。”
“性格特征的始终一致是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的要领之一”。[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每一个人物在任何场合，纵令是在简短的几句对话里，或是细微的一个动作上，他们的性格和特征都是一致的。”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一个个栩栩有生气，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一部《红楼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如何塑造典型人物，周立波不仅有成功的艺术创作实践，而且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深刻而独特的理论阐释。
（二）关于素材的积累与题材的提炼
积累素材，选取并提炼题材是创作成功的两个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周立波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理论阐述。
作家为了积累丰富的素材，“要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工农兵中长期地生活。如果可能，最好一辈子都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不可能，也要想方设法和群众多多地接触。”[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为了便于熟悉人和观察人，作家应该建立一个生活基地，但也不妨到别处走走，旅行、参观，都是可以的。赵树理同志最近提倡作家‘走亲戚’，互相来往，这也是一法。……但是，创作的源泉，主要是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深入生活有各种方式。但经验证明，最好的方式是参加运动和斗争。”[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8页。]
当然，一个作家除了要具有丰富的直接生活经验，还需要广泛地涉猎多方面的知识。因为他经常“除了写自己直接在农村里耳闻目睹的东西以外，还可以从报刊和其他地方收集一些次要的间接材料作为辅助材料。”因为“听取别人的评述，吸取他们的经验，加以正确的分析和推想，再渗进自己的经验，间接材料是可以变为直接材料的。”
如何提炼题材呢？首先是从实际出发处理题材。周立波说：“题材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别，但不管处理什么题材的作品，为要使它具有艺术魅力，一定要挖掘得深刻，表现得有力。”[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0-491页。]“挑选重要的题材，是应该的，但应该不等于能够。”“作家写东西，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凭愿望，更不可能凭别人的期望出发。”[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2页。]
其次，提倡写多样的题材。我们的时代的确涌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勇武的战斗，辛勤的劳动，对于党的事业的献身的精神，激动人心的运动，以及富有诗意的情操”等。这一切种种，如果不一一加以反映和表现，不是会失去时代的全貌吗？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处理各种各样的题材，描写各种人物。古代的杜甫和李白都用自己的诗篇处理了各种题材。鲁迅创作的小说，一共只有34篇，但他描写了农民、车夫、天真的孩子、受难的妇女、没落的旧知识分子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而且每一种人都写得非常逼真。为了描写多样的题材，“作家的生活圈子要扩大，要尽可能地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的人，要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作家长期住在一个工厂、一个乡村，或是部队，是熟悉工农兵的很好的方式。但就是这些长期深入的同志也要在深入一点以外，多到几个地方跑一跑，广广眼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对于创作是具有绝大好处的。”[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
周立波还指出，同样的题材各个作家着眼的角度不同，可以写出各种不同的作品。每一样题材容许作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和研究，并且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他们的创作。“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群众非常喜爱和珍视文学艺术的作品。反映这个时代的各种题材的创作，只要真是内容充实，技艺精湛的艺术品，都挥手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页。]周立波的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至今对文艺创作仍有理论指导意义。
关于文艺民族化和群众化
“毛泽东同志要大家树立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页。]周立波《山乡巨变》等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化与群众化的独特风格，这是他长期理论探索的灿烂成果，也是他一贯的艺术追求。周立波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积极参与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更是自觉地走向人民文学的道路。他主张艺术家要用独特的艺术眼光精当地吸取中国古典艺术遗产的精华，形成自己作品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如何运用方言土话于创作方面，周立波也有自己成功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理论阐述。[彭萍、罗孝廉：《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建树》，《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周立波关于文艺民族化和群众化的美学思想，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