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周立波小说中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来自生活原形。从创作开始，他就没有舍弃过作品中的原型来自生活。人是生活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各种特性也就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中自然、贴切地酝酿、生成、成熟，小说的人物原型往往就寄寓其中。为此，一部成功的小说，往往从小说人物生存、生活的原生态生活环境中寻找它所需要的人物原型。周立波就是这样，在他所创作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原型的影子。这里我们可先看下《暴风骤雨》小说中的原型。元宝镇有个穷棒子，名叫花玉容，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因打土匪有功，入了党，周立波到达元宝镇后，经常和他交往，两人关系密切。后来花玉容死了。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成了老花的原型之一。再就是，镇里有个郭长兴，自小放猪、放牛、干零活，后来母亲和弟妹都饿死了。周立波把他引导成了农民干部。他后来也成为了小说中郭全海、小猪倌等的原型之一。周家岗的地主王仁才、农民英雄温凤山分别成了韩老六、赵玉林的原型。另外，车把式老孙头的原型叫孙永富，白玉山的原型为白福山。可以说，该作品的人物在元宝镇均可以找到原型。[佘丹清：《周立波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再看语言。这里我们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他初到延安时写的《牛》相比，除了依然保持了他精致、细腻的语言特色外，一个典型的区别就是《暴风骤雨》运用了大量东北方言土语，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本色化。现在看来，正是浓郁的民俗风情与鲜活的民间语言赋予了这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充分的“文学性”。且看小说开头一段的环境描写：“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语言和谐流畅、精致细腻，正如七月的清晨一般沁人心脾、赏心悦目。接着写赶马车的老孙头，请看他的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
“……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比起《牛》中“知识分子化”的张启南，老孙头无疑要真实、生动得多。这段文字在语气的抑扬顿挫、措辞的准确精练、句式的长短变化以及人物心理的细腻鲜活等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充分显示了周立波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也展示了真正大众化、民族化、现代化的汉民族文学语言的魅力。周立波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整部《暴风骤雨》运用了大量的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表现力强，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
的确是这样，周立波自小生活在农村，参加革命后也主要在基层县区工作。1954年，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周立波便回湖南老家邓石桥清溪村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生活，参加了益阳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社的工作。1955年，年近五十岁的周立波，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将全家从北京迁回了湖南益阳农村，住在益阳市郊区的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同时还担任了附近的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帮助村民办起了凤鹤初级社。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老家邓石桥村试办起了高级社，1957年还在益阳桃花仑乡担任了乡党委副书记，为《山乡巨变》的写作积累了很多素材。周立波当时住在竹山队瓦窑村一幢房屋里，房前屋后都有翠竹，非常的清幽，鸡一叫他就起床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然后洒扫庭除，上午写作，下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参加开会，或者走访，或找群众聊天。就这样，在自己熟悉的家乡，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和仔细观察中，周立波写出了《山乡巨变》。正由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乃至痴迷，才使得《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环境描写、以及语言、对话生动感人、栩栩如生。
首先《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大多有生活原型。邓益亭是《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原型，他回忆说周立波回家乡体验生活，曾在竹山湾他家中住了一年多，大作家和他相处亲如兄弟，常兴致勃勃地看他驭牛、骂牛、“喷”牛经，学习相牛用牛，还喜欢听他讲些乡下的事情，不但听的认真，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陈先晋的原型是陈先进，陈大春的原型叫陈年春，盛淑君的原型叫彭玉霞，刘雨生的原型有曾五喜、朱雨生、周惠岐、潘四喜等四人。就是这些原型让读者能看到生活的影子。正是原型的闯入，让作品人物具有生活本真。
其次，乡风民俗的诗情画意构成了周立波小说的基调和底色。面对家乡朴素的土地，作家油然产生了一种依恋情绪，他深情地描绘着自己的家乡：起伏的丘陵、绵延的松树、楠竹、发黑的泥土、杂草间的小溪、清凉的流水、喔喔的鸡鸣、小小的水库、散落的茅草房，喷香的茶籽花，都给人一派清静、原生态的感觉，城市的喧嚣，人事的复杂在这里都如炊烟飘走。故乡是那么质朴，居住条件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朝阳、小屋、袅袅炊烟，在山树之间，静态可掬，无不显示着湖南农村的风土习俗和民间的传统习惯。如通过邓秀梅的眼睛，看到的亭面糊家的住房：
“邓秀梅远远望去，看到一座竹木稀疏的翠青的小山下，有个坐北朝南，六缝四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的耀眼。屋后小山里，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楠竹、枫树和松树，但漫山遍地都长着过冬也不凋黄的杂草、茅柴和灌木丛子。屋顶上，衬着青空，横飘两股煞白的炊烟。”[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这就是吹牛曾经“起过几次水”的亭面糊的家了。在当时的乡间，这种房子算是很气派：正屋、偏屋都有。白烟飘空，一派自在气氛。
再如王菊生的家：
“王家村的村口，有幢四缝三间的屋宇，正屋盖的是青瓦，横屋盖的是稻草，屋前有口小池塘，屋后是片竹木林。……淡青色的炊烟，正从屋顶上升起，飘在青松翠竹间。”[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页。]
再次，周立波小说的语言极具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山乡巨变》这部小说，广泛地采纳了湖南的方言土语和民间俗谚，如“冇”、“劳烦”、“天光”、“何解”、“背时”、“霸蛮”、“扯皮”、“汗爬雨滴”、“扯白溜嘴”、“云里雾里”、“嫩伢细崽”、“三茶六礼”、“日晒夜露”、“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树大分杈，人大分家”、“有种有根，无种不生”、“田要冬耕，崽要亲生”等；特别是用于人物的语言中，更能将不同的个性生动地展现出来。如陈先晋不肯报名入社，担心的是“么子互助、合作，还不都是乱弹琴”，“龙多旱，人多乱，几十户人家搞到一起，怕出绿戏”。符贱庚反对入社说：“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如今要把几十户人家绞到一起，不吵场合，不打破脑壳，找我的来回。”益阳人说众人难心齐常用“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来形容。“来回”二字也是益阳方言词，即指“麻烦”之类。益阳地方有一种认为，男子汉性格不刚烈是不好的，所以李月辉的伯伯“看他不起，总是说他没火性，不像一个男子汉。‘女子无性，乱草漫秧；男子无性，钝铁无钢。’他常常拿这话骂他”。这些俗语具体生动，可闻可感，寓意深切，雅俗共赏，增添了作品的乡土气息。
周立波创作的风格特色是他思想气质的一种表现。他曾说过，作家的气质是“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滥”。周立波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热爱农民群众，对中国农民传统的美德和革命精神有很深的体察和理解，长时间接受农民质朴气质、诚实作风、高尚情操和幽默乐观生活趣味的影响，使他也自然而然地象一个朴素老实的农民一样去观察、体验生活，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加以分析、理解，通过独特的构思和描写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丰富当代文学的艺术宝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他熟悉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熟悉农民间使用的语言，也熟悉了农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同时，他也不断地对国外文学、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学习研究。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通晓古今中外的文学，从中汲取营养，并尝试着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加以运用。正是这样深厚的生活基础以及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得以让作家写出了这么多的经典名篇留存于世。返看当今追名逐利、被商品经济大潮挟裹期间的中国文坛，能像周立波这一代老作家一样，沉下心来，扎根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层次地体验农村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学作品，已是很少了。
可不是么？时下的中国文坛，一些作家贪图享乐、不愿深入基层，闭门造车现象严重。
当下中国农村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预示着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广阔前景。如何真正深入农村生活，深入了解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如何把握与反映农民的精神本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如何到生活中、到民间文化的宝库中去汲取珍贵的艺术表现资源，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广大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这些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向周立波这一代老作家学习。
三、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精神
7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鲜明地流贯着一种思想启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开拓者那种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是一切历史进步期和社会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状态，也是一切创造者、拼博者的主流精神状态。它会超越具体的行业、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历史实践，对人类生命起引燃、激扬作用。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先驱。作为他们年轻的战友，毛泽东是在那一代思想启蒙者和开拓者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发育和成熟了自己精神创造者的心态。而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则成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引领者——使中国革命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讲话》与先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著作，还有活跃的边区文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度和创造激情，使我们能将潜藏在其中的情绪性内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博大精神气度交融为一体，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新历史时代的脉搏——那是敢于面对新的现实，鲜明地提出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开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论路子和实践路子的创新意识；那是善于抓住机遇，从宏观格局和社会的整体环境中，借助历史推力，果断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智慧；那是在平等真挚的讨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上，在传统、现实、未来的交汇中，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凝聚新思路的开放融汇精神；那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能迅即将启蒙的思考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转化为社会实践行为，转化为新的文化艺术模式，而进入历史的文化执行力、实践力；那是理论者和实践者在从事精神创造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素质，而进入一种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状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激情——这就是我们从“延安文艺”和《讲话》中强烈感受到的。[肖云儒：《延安文艺档案？序》，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的确，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便是实现民族化，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1956年，毛泽东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段崇轩：《熔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为一炉——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我们知道，周立波既有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同时又有广阔的外国文学、西方文学知识，是一位研究外国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以广阔的视野翻译、评论了许多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其翻译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有近百万字，向中国学者推介评论了托尔斯基、普希金、高尔基、萧伯纳、罗曼？罗兰、马克？吐温等一大批外国著名作家。周立波主张借鉴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比如他认真研究外国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幽默风格、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技巧，推崇苏俄文学“和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创作方法，从中吸取精华，融入自己的作品。他的不少作品无论是人物塑造、环境描写、还是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都广泛汲取了西方文学、外国文学的优点，这正是他心胸开阔、放眼世界、大胆拿来的结果。但是学习的目的在于创新，正如他说：“有许多形式，外国很发达，我们不能不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习，将来也要的。但是学习决不是止于模仿，我们要添加自己的新的进去，这叫做创造。”[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最终周立波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而现代小说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绝迹，而是经过了改造和转化，不露痕迹地化解在文本中，使他的作品氤氲着一种现代气息，真正体现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
而当下的中国文坛多多少少存在一种不思进取、盲目模仿（仿古仿洋）、崇洋媚外之风，模仿有余，创新不足。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