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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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冬泳的人(下)(1)

刘金月的周身像是有一万根针在扎她。那些水,全都变成了尖利的针。要过上一到两分钟,它们才会软化,软化成某些植物上的刺藤,或是更软,变成羽毛。她早就知道这些变化,自从钻入了水中,她就把自己交给了它们。她嫁给了孙旺喜,这次“嫁给”完全是在刘金月的算计之中。孙旺喜后来曾追问过她,那卷卫生纸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刘金月说她当时刚好来了月经。以告孙旺喜强奸女知青作为要挟,最终促成了这桩婚姻。孙得贵是个明白人。要么让孙旺喜坐牢,要么娶刘金月。他当然会选择后者。孙旺喜没能当成兵,他留了下来。

结婚,刘金月在乡下结婚了,她成了孙得贵的家人。与当地农民结合,又使她成了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她要求去烟灯村小学任教,做一名老师,她的目标就是这个。她很快就达到了目的。随后,她让孙得贵把孙旺喜也安排进了学校。刘金月一进学校就是公办教师。孙旺喜是民办教师,因为和刘金月的夫妻关系不久也转成了公办。需要估算一下这次算计是否值得?之后的几十年刘金月都在仔细地权衡,很多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比较现实的一点是,刘金月终于离开了工地,或者应该说,她尽管还在农村,却可以不再干农活了。她的身份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公办教师属于干部,她不再是农民了。现在她比范红娇和吴雄伟都强多啦,她已经在他们之前找到了着落。范红娇可以请到病假,却不得不躲躲闪闪。而吴雄伟,无非是以乡村二流子的习气来逃避劳动。她了解他们。既然是权衡,当然也要考虑到孙旺喜。他不过是刘金月的丈夫而已。不管怎么说,刘金月总得有个丈夫。这个人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孙旺喜。这么考虑清楚了,刘金月就不再计较。她安心地教着学校里的小孩子们。每天从工地上路过,看着那些推着独轮车和挑着担子的人们,她就会不寒而栗。

刘金月的编年史进入一九七八年,或是一九七九年。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这两个年份的冬春之交。刘金月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这种时候,从冬季,直到第二年的暮春。所有的知青早就返城了。范红娇进了武钢,吴雄伟进了一家棉纺厂,他们都在武汉。只有刘金月还在烟灯村。她也可以回武汉去,但她不能。她可是拖家带口的,除了丈夫孙旺喜以外,她还生育了一个儿子。儿子名叫孙小虎,他是孙梅花的哥哥,很小就夭折了。孙小虎大约在六七岁时溺水而亡。而在知青返城时,他还活得好好的。他选择的死亡时机,正是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季。

这桩婚姻到了这时候,开始露出了它残破和无情的一面。受它的拖累,刘金月必须留在这个又小又穷的鬼地方。当时县上像她这种情况还有几例。他们就像是一场战役之后,大部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总有那么几个掉队者或失踪者不得不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关乎全局,他们各有各的背景。只是一些特殊的个体而已,一些无人注意的个案。遥望那些远去的身影,刘金月倍感忧伤和凄凉。这个冬天特别冷,池塘里的水面上早早地就结上了冰。孙小虎和村里的一帮孩子们在冰面上玩。他们在上面奔跑嬉闹。这么玩从来就没出过危险。他们有的还在摔跤,一个一个地摔倒在冰上。可是有一天,在池塘的正中间,冰面裂开了。孩子们都听到了坼裂的声响,都在往后退。只有孙小虎还怀有好奇心。他太小啦,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想要看个究竟。他是滑进去的。孩子们看到他的身体重心和头都在尽力往后仰,但他的脚却还在往前滑,带着他的身子笔直地射进去了。孙梅花的哥哥就这么夭折了。十一个月,或许将近一年后,孙梅花出生。她降生在十几里路之外的白龙镇。

刘金月独自一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她把门关得死死的,谁也不让进。她抱着孙小虎小小的尸体。在里面呆了一整天。没人知道她做了些什么,或想了些什么?第二天,她沉静地打开门,让人们埋葬了孙小虎。从她的脸上无法判断她是否哭过。

随着烟灯村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村支书孙得贵不再有以前的权势了。他老得很快,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农民的原形。刘金月吵着闹着要调到白龙镇去。那儿有镇中心小学。她不想还住在烟灯村,这是她的伤心地,她必须离开。孙得贵告诉她,这事他帮不了忙,镇上没人能给他这个面子。刘金月不依不饶地顶撞他。她说,我算是被你们孙家给害了。他们都回了武汉,只有我,我现在都快变成一个地道的烟灯村人了。他们谁不笑话我啊?我不过是要到镇上去,这难道过分吗?白龙镇?哼!刘金月冷笑着,它有武汉市的一条巷子大吗?再说,我儿子也死了。我还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她没有提到范红娇和吴雄伟的名字。一说到他们的名字,她就会有一种歇斯底里的难过。我和他们本来是一样的,没想到猛然间却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孙得贵对刘金月的抱怨和指责表示认可,但他没办法。他不知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刘金月老是一个人往镇上跑。她早上去,有时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几天后,她宣布说,她要在镇上造屋。这一决定有些非同寻常。她解释说,她找过镇中心小学的领导,领导暂时还不能调她。与其被动地等待,还不如直接把房子造到镇上去。她已经勘查好了,她打算就在镇中心小学的围墙边上造一所房子。刚好那里还有一块空地,周围零零散散的是些杂货铺文具店。房子造在那里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心小学的领导和老师每次上下班,都会看到它。还有,刘金月一旦住到镇上去(她当然要住到镇上去,既然那是她的房子),那么联络感情就很方便。她每天早晨去烟灯村小学上班,以及晚上回来都将要步行十几里路。这种事,他们天长日久地看在眼里绝不会无动于衷。

好主意。孙得贵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的玄妙。孙旺喜什么也没说。他已经转正了,成了公办老师,教体育。他对此很满足。

热衷于策划并实施这件事的,实际上是孙得贵和刘金月两个人。刘金月和孙旺喜几乎没有钱。他们能从哪儿来钱呢?幸好孙得贵以前做村支书时还有些积蓄,但也不多,离在镇子上造屋还有很大的缺口。不是缺口,是根本就不能开工。刘金月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孙得贵的底细。或者她能猜出个大概,却也只能依赖于他。刘金月跟孙得贵贴得很紧。从表面上看,她简直不像是他的儿媳妇而更像是他的女儿。她搀扶着他的手臂进进出出,这在乡下确实很少见。她温顺地微笑着,还给孙得贵洗袜子。孙得贵答应她,一定要帮她把房子造起来。

去镇上造房子,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容易,那还不都到镇上去了。孙得贵怎么也算不过来,把已有的钱,能折换成钱的东西,和可以借到手的钱都算到一块儿,也不行。不够。孙得贵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事,他想得脑瓜子生疼。在烟灯村,孙得贵有一所现成的房子。它无疑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高门大院,甚至比村委会的办公室还好。如今,它是孙得贵作为烟灯村权势人物的唯一见证。孙得贵在衰退,越来越普通。而这所房子依然挺立着。

这天,刘金月笑着对孙得贵说,要是这房子建在镇上就好了。

一句话点醒了孙得贵。他围着自己的房子转悠了三天,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后来他告诉刘金月,他要拆掉烟灯村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

拆屋造屋?刘金月一时间没听明白。

烟灯村的旧屋大些,不是大些,是要大好多。你在镇上不可能造这么大的屋,镇上和城里一样,造的屋都要小一些。这么一算,拆掉村里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材料是足够了。孙得贵捉着指头一一算来。材料够就好办了,剩下的就是工钱。

拆了旧屋,你没想想,那你们住哪儿?

我和你妈?

是啊,你们。

我们?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先在村里搭一间草棚子。暂时先住着,以后再说。村里这房子本来也是为你们造的。你们要去镇上,房子随你们搬过去也是应该。

拆房和造房,在烟灯村和白龙镇同时进行。这更像是一次房屋搬迁。他们用小推车,板车,有时还要用到拖拉机,把砖块,沙石和水泥板运到镇上去。在路上,他们的队伍走成蜿蜒的一长条。这种景象只有在以前“交公粮”时才出现过。沿途村子里的人注视着他们,奇怪地问,这是做什么呀?

造房子。他们答。

在哪儿造?

镇上。

谁啊?

孙书记。哦不,刘老师。

这些材料怎么都是旧的呢?

孙书记把村里的房子给拆啦。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孙得贵守在村里的拆房现场。他不时地会吼上一句,小心点,别把砖块给敲破了,还有水泥板。慢点,几个人一块上。

房子造了几个月才造成功。它就在白龙镇中心小学的旁边。刘金月住进来时已露出怀孕的迹象。她怀的是孙梅花。孙梅花在一天天长大。刘金月挺着个大肚子,妊娠反应强烈。她的脸上长满雀斑,小腿肿得老粗,就连身上也能看出明显的浮肿。她行动迟缓。走起路来显得很吃力,不停地喘气。两只手轮番地撑在腰眼上。她住在白龙镇,却要去烟灯村小学上班。她早上走过去,晚上再走回来。中心小学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没有怨言,见到每一个人都笑眯眯的。谁都知道,她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在刘金月十月怀胎即将分娩时,她被正式调了过来。

刘金月如愿以偿,到了镇上。孙梅花是在这所新房子里降生的。伴随孙梅花的降生,这镇上却出现了一股谣言。谣言的指向与孙得贵有关。有人说,孙梅花的血统值得怀疑。很难说孙得贵和刘金月之间是清白的。人们都还记得刘金月挎着他的膀子从大门里出来,或进去。孙旺喜不过是孙得贵的养子,不是亲子。如果没有交易,孙得贵会那样不惜血本地为她造屋吗?谁能相信?从此,孙得贵就将住在烟灯村的一间草棚子里,他还将死在那儿。这些都是推理和猜想。还有目击证言。一个民工宣称在拆房时他亲眼看到,刘金月曾摸过孙得贵的脸。另一个民工说,不是摸,她好像摁死了孙得贵脸上的一只虫子。不管怎么说,她的这些动作都显得过分的亲昵和暧昧。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被人传来传去。这些谣言刘金月知道,她认为孙旺喜也一定听说了。

这个时候,刘金月刚生孩子不久,在镇子上出现这种谣言既邪恶,又令人恶心。肯定是有人操控,故意散布它们。好像她的生育真的与造房子有关,里面隐藏着某种黑幕。

刘金月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她直截了当地问孙旺喜,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

人们说的这事。

不相信。孙旺喜有些迟疑。

你最好不要相信。

是不相信。

那都是瞎说。

瞎说?

当然是瞎说。

人家为什么要瞎说呢?

是啊,孙旺喜这么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你不要这么问我。刘金月说。

在家里,刘金月逐步建立起了绝对权威。还在烟灯村就是这样。往更早处追溯,可以追溯到刚结婚时。她不屑于跟孙旺喜啰嗦,总是对他说出一些简短的指令性的话语。考虑到她和孙旺喜结婚一定十分委屈,孙旺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现实。

当然喽,为了避嫌,刘金月说,我们可以不再和他们来往。

这是刘金月做出的新决定,突然做出的,是镇子上的谣言为她提供了口实?还是她早就蓄意如此?她所说的“他们”是指孙得贵,还有他老婆,也就是他们的养母。养母,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是个从不多言的老女人。

这样子不好吧?

不好?

你想吧,他们刚为我们造好了房子,而且他们自己还住在草棚子里。问题的症结在这儿,做人要讲良心,是不是啊?

但那是他们自愿的。

别人会说些不好听的话。

不好听的话。

还会越说越多。

可是别人现在说的话就好听吗?你又如何计较?

他们会说过河拆桥。

我不管。

你不管,那我呢?

你反正还在烟灯村小学,要不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吧,你不必回来。

那可不行。

你回来可以,但不许他们进我的家门。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太脏啦。你也要改改。现在住到镇上了。将来还要住到城里去。你要不改,一生都会是个肮脏的乡下人。

她的弯子转得太陡了。在这件事上,刘金月显出了异常的冷酷和坚毅。自从搬到镇上,她就再没回过烟灯村。她总是这样。后来她到了县城,也就再没回过白龙镇。回想拆房和造房时,刘金月挽着孙得贵的臂膀,恍然已是旧梦。

如此绝情,更像是为了止住那些谣言。刘金月不允许孙得贵跨进她镇上的家门。孙得贵身上一点残留的威风也没有了。他的支书职务已被另一个人所取代,从此他变得比一个年老的农民还要委琐。但这并不妨碍他老是往镇上跑,他隔三岔五就会跑到镇上来,就像着了魔一样,他来看孙梅花。因为刘金月不要他进门,他只能从外面窥视。孙得贵太想看到孙梅花了。一个祖父是可以这样子迷恋孙女的,看到她的小脸蛋,孙得贵就会心花怒放。但刘金月不让他看。她还请了一个保姆,在镇上她是为数不多请了保姆的人之一。按理说孙旺喜家里有老人,像孙得贵,和他的老婆。可刘金月还是宁愿请人,为此花上一笔钱。请保姆是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她毕竟是一名武汉人。

保姆来了没几天,还不太了解情况。她对刘金月说,有个老头总在门外探头探脑,他像个贼一样,细看又不像。总是瞅一眼就跑。

刘金月心中暗想那就是孙得贵,她说他要再来你赶他走。

过了些时,她还专门养了一条狗。刘金月说,它是看门狗。要是再有人来东瞅西瞅的,你又赶不走,就唤这狗来吓唬他。

保姆听她这么说,低头抚弄了一下那狗,它立即就耸起毛来叫了两声。

孙得贵还在往镇上跑。看样子若不能每天见上一眼孙梅花,他就会烦燥不安。从门缝里,或是保姆把她抱出来了,他只要远远地睃上一眼,就会满足地转过身去,快速离开。保姆也慢慢熟了,知道那是孙得贵,孙梅花的祖父。见到他,她会有意地把孙梅花往上竖一竖。而孙得贵仍然显得鬼鬼祟祟的。刘金月的邻居,那些做文具和小杂货生意的人,他们没事就会聚在店门口喝茶,聊天,或者打牌下棋。他们认识这个落魄的老头。他有时像个流浪汉,有时又像个乞丐。那些人刚开始是很笑话这件事的,他们笑话他躲躲藏藏。笑话他看上一眼孙梅花时的那种喜悦和陶醉,以及没见着她的失落和彷徨。可是过了些日子,他们不再笑他,他们笑不起来,这确实没什么好笑的,他的样子只能让人心酸。他太认真了,跑到镇上来,无非是要看一眼孙梅花。

看来,刘金月是在和孙得贵较劲,她要切断他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不让这个人进自己的家门。这合理吗?但她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