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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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艰难时世(1)

生在旧社会

如果要推选中国历史上最金戈铁马气的朝代,非元朝莫属;但如果要推选最为人所不解的朝代,那也非元朝莫属。

“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扑朔迷离。元朝就这样以它那雄浑、神秘的魅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据说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仅仅因为受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大家争抢着还想来元朝一睹天颜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一个多世纪了。

在历史学家眼中,大元颇有几分暴发户的味道——凭借军事强力,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但好景不长,一个多世纪就近乎灰飞烟灭了。真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蒙古贵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断了活路,国家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过节要交“过节税”,过生日要交“生日税”,管个事要交“常例税”,人情往来要交“人情税”,打官司要交“公事税”,发个传票、拘票要交“赍发税”……既然做什么都得交税,那什么都不做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交“撒花税”。

当时流传一些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官吏是中国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一群。因为元朝废除科举,官吏大多非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极差,道德操守也高不到哪里。官场一片漆黑。

旷古绝今的畸形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就是从元朝发端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腐败官吏近乎变态的仇恨,估计就是这时落下的病根。

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元统治者还把国民分三六九等,大搞民族歧视,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就反映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

元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后来虽然不得不重开,但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少得可怜。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既然没吃你的饭,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志不得伸的读书人与失去土地的破产中小地主、流亡的农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大元的掘墓人。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朝廷里少了文化气息,那些个粗人没有章法可循,勾心斗角、胡作非为就多了,有时连皇帝都敢杀,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短短五年时间,就换了五位皇帝,这样的帝国还有何安全感可言?

整个大元,到处都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

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被朱重八加以利用过。它们在民众中的煽惑力确也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这个“吴家国”,明明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了,可是朱元璋为了应谶,居然也称了“吴王”。

揭竿而起的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的,只要造反的风险系数低于坐以待毙,那老百姓就一定会趋之若鹜——存在高于一切,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大致不到40%,而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超过50%。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子,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天灾人祸突出的地方。

历史证明,人祸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

元末的四十多年间,天灾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其实明末的天灾也是古今罕有)。

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古人云:“善不积则不足以成名,恶不积则不足以灭身”。

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

大元帝国的厄运即将来到。

废物是怎样练成的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看元顺帝都不像亡国之君。就像宋徽宗一样,甚至可以追溯更久远一点,包括西汉哀帝、东汉灵帝、隋炀帝等几位君主,仔细研究后,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曾经也热血过。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所谓“中兴”现象,顺帝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好青年。

别的皇帝多是见摊子太烂,干脆破罐子破摔,他老兄则是骄傲过度。

就像车子本来开得好好的,他老兄一得意就撒了把,最后就直接奔阴沟里去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振兴朝纲、刷新政治。

他此时的遭遇,很像当年的秦始皇——甫一等位,就在吕不韦的阴影下过日子。更有点类似北周武帝宇文邕,完全是权臣宇文护等人的傀儡。

政治上的失意和被冷落,使得年轻的顺帝慢慢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

到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这么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向全天下表明——咱要实现大元帝国的伟大中兴!

也就在这一年,他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脱脱。

在政治新秀脱脱的辅佐下,顺帝又顺利地搞掉了伯颜。

有趣的是:脱脱本是伯颜的亲侄子。但两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做人差距更是巨大。

伯颜纯粹是一靠军功起家的武夫,粗鄙狂妄、贪婪恶毒。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而同一家门走出来的脱脱,跟他的大伯简直判若两人。他少时便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尤其钦佩儒家文化。眼见元廷大厦将倾,脱脱同志总想有一番作为。

换了别人,有个权焰熏天的伯父,巴结都还来不及,但脱脱刚好相反,常常为此担忧。有一次他就对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就想跟自己为非作歹的伯父划清界限,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之后,顺帝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

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很漂亮,但可惜的是,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者总不能善终。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毕竟大元眼看就国将不国,眼睛没瞎的都看得出来。

兴文治,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举,修订典籍。《宋史》、《辽史》、《金史》也是此时在他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质量也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历代都是在开国之初便给前朝修史,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只有元朝是接近末世才给前朝修史,也算一大奇观)。

至正十年(1350年),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货币。不过结果事与愿违,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个大元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富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他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却不顾农时,老百姓连吃饭都发愁了,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

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我真的不行啊,我跟你说……你有完没完啊!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行了……”

元无名氏所作元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

脱脱的做法初衷是好的,初期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大元孱弱的病体受不住这几服猛药,他一番好心最终演变成了一堆驴肝肺。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谶语)终于也在这时汹涌传开了,它正是元帝国死亡前的大魔咒……就在黄河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一位名叫韩山童的人专门请石匠刻了一个单眼石人,并把它偷偷埋到要挖的河道中。

就在石人被挖出来现世的那一刻,在场的十多万河工无不群情激奋,血气上涌。远较一千多年前大泽乡的那一幕更为壮观!

大家异口同声地惊呼:要变天了!

在变天之前,先来说说韩山童与刘福通吧。

韩山童,河北栾城人。韩家世代传习白莲教,在当时老百姓的眼中,这跟中医世家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个治身,一个治心罢了。不过元朝禁止传播白莲教,韩山童的祖父就曾因此被谪迁到了偏远的他乡。但其家族的信仰和传袭却相当顽强,韩家的传教活动不仅没有休止,反而门徒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也越来越广。到韩山童这一代时,他已在河南、江淮间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

韩山童的这套,前世有东汉时期张角的“太平道”,后世有洪秀全等人的“拜上帝教”,其实都是利用宗教的形式组织造反罢了。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会成为红巾军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朱元璋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就是龙凤政权的皇帝。因为他是教主的儿子。

刘福通,安徽颍州人,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人。他与韩山童等人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并到处宣扬说韩山童本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几句杀气腾腾的顺口溜,就是他们的教旨。

亢奋不已的河工们在韩、刘二人的鼓噪下,杀了白马黑牛,祭了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不幸的是:被一帮监工给发现了。

大队元军赶到,对河工展开了疯狂镇压。

韩山童被捕死难,其妻杨氏则带着儿子韩林儿远逃他乡,消失了整整四年之久。刘福通也逃了,于当年五月初三率众起义,并一举占领了颍州城。

刘福通的义军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因其烧香拜佛,也称“香军”。经过几年的稳步发展,红巾军不断壮大。比起刘福通来说,郭子兴等人算是晚辈了,小和尚朱重八那就更是小字辈。

与此同时,至正十一年八月,职业革命家兼游方和尚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在湖北蕲州起义,他们也以白莲教为组织方式,也头裹红巾,但与刘福通部却互不统属,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带在刘福通部的西面,所以被称之为“西系红巾军”,而刘福通部则被称之为“东系红巾军”。

后来自称“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当年就属于西系,最后,他跟来自东系的朱重八死掐,有一部分根子就在这里。

同年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

这支义军势头不是猛,而是相当得猛。次年正月便攻下了湖广重镇武昌,之后又席卷江西、浙江等地,连富比天堂的杭州城也一度被他们占领。

这不能不引起元廷的极大惶恐和震动,他们几乎倾尽了全力来首先对付徐寿辉等人,因此郭子兴、孙德崖等后起之秀面对的压力相对不是太大。小小的朱重八算是个幸运者,他并未从一参加革命起就遭遇狂风暴雨,被扼杀在摇篮状态。

所谓“时势造英雄”,不过是老天在特定时段成就特定的一部分人罢了。

相继而起的起义者,有徐州的芝麻李、江苏的私盐贩子张士诚等等,多如牛毛。

在即将倒下去的元帝国的躯体上,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天下剧变,王朝危在旦夕,而此刻的元顺帝,也完成了一次身心的蜕变。

至正十五年之前,无论是东、西系红巾军的起义,还是私盐贩子的起义,都遭到了元军有力的镇压,革命形势很不明朗。因此,在度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地位初步巩固之后,再加上脱脱的改革,大元的政治形势稍趋稳定,仿佛又一个“中兴”时代即将来临。此刻的顺帝,竟莫名其妙地满足起来,享乐主义思想的毒苗开始在他的心底潜滋暗长……他开始享受“承平盛世”,不再勤于政事,并努力学习“行房中运气之术”,专研两性问题。

据说顺帝一大癖好就是欣赏佳人出浴的美态,沉醉其中,如癫似狂。

而与此同时,在他虽然统治着但并不熟悉的辽阔大地上,杀气腾腾的人们,也正沉醉在造反的癫狂状态。

至正十五年,大元帝国的柱石——一代名臣脱脱,遭政敌陷害被贬斥而死。从此元政不可收拾。

居无定所的“黄金家族”

威名赫赫的蒙古“黄金家族”,是大元帝国的基石。

其实,朱重八也是“黄金家族”的一员。只可惜,他家的血统不是“黄金”式的贵族,而是货真价实同黄金打交道的匠人。

按照古代对人们职业与户籍的划分及管理规定,一旦祖上从事某种行当,子孙一般也要承继祖宗的衣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

朱重八的祖父朱初一就是职业的淘金户,大概祖祖辈辈都干这个。

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赠友》一诗中写道:“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砭砭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

“爱利不爱身”,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作为14世纪之“黄金家族”的朱家,处境可谓惨淡艰辛,他们猪狗般的生活,简直就是对于黄金巨大价值与魅力的一种无情嘲弄。

辛苦只是一方面,不事农业生产的淘金户地位也低于常人。按照元朝的规定,他们要按年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子。

可是,黄金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开采起来也不容易,老朱家又不能轻易转行,所以,眼见负担不起,朱初一只好选择了逃亡。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朱初一带领全家北渡淮河,来到了泗州北部的孙家冈定居(朱皇帝后来把其祖父的陵墓就建在此处,“靖难之役”时朱棣行经此地,对于先祖的苦况曾感慨万千)。

这一年,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只有8岁,他的伯父朱五一12岁。

然而泗州也容不下他们,所谓“贫无立锥之地”,用来描述朱家的遭遇,再恰当不过。无奈,朱初一全家只好又跑到今江苏盱眙一带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