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春天，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定居巴黎已经3年了。日子过得舒适惬意，但总好像缺了点什么。是啊，一幢房子只有有了一位女主人，才算一个家啊。阿尔弗雷德日益觉得孤单和不方便，他需要一个生活上的伴侣和私人事务的帮手。于是，他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女秘书兼管家的广告。广告是这样写的：
一位居住在巴黎的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绅士，欲聘请一名懂得几门外语的成年女子作为秘书兼管家。
这份广告刊登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份报纸上，大概是因为阿尔弗雷德钟情维也纳的艺术氛围，觉得那里的女子比较中意吧。
很快，他就接到了一封用法文写成的信。信是一名33岁的女子写来的，自称贝尔塔·金斯基，独身，懂多国外语，符合广告上的要求。阿尔弗雷德用英文回了信，想考察一下她的英语水平。金斯基的回信如同上一封一样语言优美、文字流畅。这让诺贝尔很高兴。
经过几次信件来往，阿尔弗雷德渐渐了解了金斯基的情况。她是奥地利贵族世家，父亲是一名将军，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人长得很漂亮，也非常能干。可惜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又不善于持家，将一份家产挥霍殆尽，只好搬到乡下去养老。金斯基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伯爵头衔之外，一无所有。她不甘心陪伴母亲在乡下终老一生，于是受雇于维也纳的苏特纳男爵，做了家庭教师，负责4个女孩的语言和音乐艺术的教育工作。苏特纳男爵还有几个儿子，次子阿瑟·苏特纳比金斯基小3岁，是一名作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阿瑟爱上了她，两人堕入了爱河。可是这份爱情遭到了男爵夫妇的阻挠，虽然金斯基的伯爵爵位比男爵高，但在19世纪，贵族头衔已经日渐成为一副空架子了，人们只看重真实的财产和社会地位。金斯基一文不名，穷困潦倒，又比阿瑟年长，男爵夫妇看不上她。金斯基感到既绝望，又耻辱。只好想办法早日离开伤心地。这个时候，她在报上看到了署名为诺贝尔先生的招聘启事。
金斯基在心中也对诺贝尔充满了好奇，通过信件来往，她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而且终日忙碌于事业的绅士，但是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他的文笔间流露出深深的孤独和愁思，又仿佛一位离群索居的隐士。这真是个怪人！一面宣称自己四海为家，常年在外奔波，一面又表现得像一个厌恶一切世俗活动的诗人或僧侣。他自称是“老绅士”，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呢？信里没有说，她暗自猜测，大概是一个头发花白、看破红尘的老头儿吧！
通过信件交流，双方对彼此都比较满意。于是，金斯基乘坐火车来到巴黎。一下车，她就吓了一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个43岁的风度翩翩的成熟绅士！
阿尔弗雷德到火车站接她，先把她安置在旅馆里，之后的几天带她去参观了自己的住宅，跟她讲解自己的实验室和自己从事的事业，还带她浏览了巴黎市区的美丽景色。两人之间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金斯基觉得这份工作很不错。多年以后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留给我愉快的印象，实际上他并不是广告上形容的那样，是个白发苍苍、年迈力衰的老绅士，根本不是。那时他才43岁，身材中等偏矮，络腮胡子，相貌不难看，一双湛蓝的眼睛透露出温和善良的性格，使他的表情显得很生动。但他说话的语气里交织着抑郁和讽刺的腔调。……听他漫谈世界上的万物，谈人生和艺术、科学和生活，真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高级的知识上的享受，愉快极了。他厌恶社交生活，对世人的肤浅、虚伪和轻浮深恶痛绝。他相信经过开发的人的智力才能使人变得高尚纯粹。他的实验室里的研究实验，就是他全部的生活。他说他正在为一项发明而努力：“我希望制造出一种物质或者机器，它的破坏力将使战争永远不可能发生。”
金斯基在巴黎待得十分愉快，她打心眼里觉得，阿尔弗雷德会是一个好雇主。但是，她的心里一刻也没有忘怀远在维也纳的阿瑟。阿瑟的妹妹，自己的女学生们，每天都写信来，告诉她阿瑟是如何的苦闷，如何希望她能够回到他的身旁。金斯基陷入了沉思。
阿尔弗雷德劝说她放弃没有指望的爱情，重新在巴黎继续自己的生活。有谁能猜到阿尔弗雷德的劝说中，包含有多少一位雇主对满意的雇员的挽留，又包含有多少一个孤独的科学家对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渴望呢？他送给她一首长诗，诗的内容是诉说自己童年的悲惨的、难忘的记忆。呵！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把它理解成同病相怜，又何尝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寻求知音和伴侣的尝试！孤独的、厌恶世俗的科学家和诗人渴望有人能够进入他的心怀，用温柔来安慰他的阴郁。但是，一切的选择权利都在另一方……一个星期后，阿尔弗雷德不得不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一座新工厂的开工典礼。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在金斯基还没做出决定的时候离开。但是工厂那边催得很急，最终他还是去了斯德哥尔摩。甫一抵达，他就给金斯基发去了电报：
平安抵达，将于下周返回巴黎。
然而就在同一天，金斯基接到了另一份电报，来自维也纳：
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不用猜也能知道，发电报的人是谁。还有什么比这爱情的呼唤更令人难以抗拒呢？金斯基立刻决定回维也纳去。但是她已经穷得连车票都买不起，只好将身上佩戴的镶钻石的十字架卖掉。她付清旅馆费用，买了车票。对于阿尔弗雷德的盛情——或许还有尚未来得及倾诉的深情，她只有留下一封长信，表示万分的歉意。
回到维也纳的金斯基立即与阿瑟·苏特纳结了婚，婚礼是在一座小教堂里秘密举行的，没有通知阿瑟的家人。婚礼后，他们私奔到了俄国，在一位朋友家里住下。阿瑟继续他的写作生涯，金斯基操持家庭。直到9年后，他们俩才回到了维也纳。在丈夫的耳濡目染下，本来就天资聪颖、情感细腻的金斯基也开始当起作家来。她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和散文，名气越来越大。自然地，她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还保持着书信来往。阿尔弗雷德为失去这么优秀的一位女助手而深感惋惜，他后来也没有再起过聘请女秘书和管家的念头。
1887年，距离上次愉快的见面11年后，金斯基——现在该称呼她为贝尔塔·苏特纳男爵夫人了——偕丈夫专程到巴黎看望了诺贝尔。双方相谈甚欢。这一次见面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此以后，他们的书信来往更频繁了。
1889年，苏特纳男爵夫人出版了《放下武器》一书，这部小说是以1877年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为背景的，表达了鲜明的反战立场和对无辜人民的同情。阿尔弗雷德在第一时间发去了贺信：
我刚读完你的精彩杰作。据说世界上有两千种语言，毫无疑问，你的优秀作品应该翻译成其他一千九百九十九种文字，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阅读到你的作品。
创作这部奇迹般的小说，你花费了多长时间？下一次我紧紧握住你那勇敢地向战争发出挑战的女豪杰的手的时候，你可要告诉我。
你大声地疾呼“放下武器”，然而我认为这话说错了，因为你自己拿起了武器。因为你那富有魅力的风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所带来的影响，将永远胜过步枪、机关枪、大炮和其他一切杀人武器的威力。
苏特纳男爵夫人在此后的生涯中，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她为和平发起募捐，在1891年建立了奥地利“和平之友”协会，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各民族共同努力，摈弃战争，学会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调解纷争。
阿尔弗雷德对此可能有不同看法。他是一个冷静的、敏锐的人，习惯于从实际出发，或者说不惮于用最悲观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他看来，人类远远不是理性的，仅仅靠呼吁和平，作用非常有限。别的不说，光是他居住的法国，就有多少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一切矛盾和纠纷都能靠理性的平等谈判来解决，人类的历史上总是不乏狂热的、愚昧的和诡异的战争。或许彼此争斗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吧，要完全禁绝它是不可能的。不过，呼吁和平总比不呼吁要好。他很支持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和平事业，事实上，在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影响下，本来就喜欢深沉思索的他更经常地思考自己的炸药生产与世界和平的关系了。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是生产炸药的商业大亨，而炸药就意味着暴力和战争。因此，他无数次地被指责为战争贩子。虽然他一再声明，炸药为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远比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要大，而且战争并非他本意，他不应该为野心家和民族狂热分子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是要洗脱这个罪名，谈何容易！因此，在苏特纳男爵夫人写信请求他为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和平大会捐助资金的时候，他爽快地答应了。在信中他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和平事业的建议。
我不太清楚那个被称作“和平同盟”的组织究竟需要多大的费用，不过我很愿意为它的活动做出资助。在此匆忙寄上一张八十镑的支票。
另外，我认为你们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方案。单靠呼吁和请愿是无法保障和平的，举行和平大会和发表演说也收效甚微。我们必须向有心维护和平的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仅仅要求裁军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求设立仲裁法庭更是等于成为野心家们的绊脚石。……必须从细节着手，提出一些法案，像英国那样，对于疑难案件暂缓一两年审理。对待战争也可以如此，当两国有纠纷时，可以签订短期的协定期，在此期间双方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待到协定期满时，国际舆论又会大力促进和平协定继续延期。这样可以不知不觉地维持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
苏特纳男爵夫人已经唤起了阿尔弗雷德对和平事业的关注。1892年和平大会召开，苏特纳男爵夫人邀请阿尔弗雷德出席会议，但可能出于谨慎，阿尔弗雷德在会议开始后几天才悄悄来到伯尔尼，希望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列席会议，听一听代表们的发言。
会后，阿尔弗雷德邀请苏特纳男爵夫妇一起到瑞士的苏黎世游览观光，还请他们参观和乘坐了自己新购置的全铝外壳的汽艇。这在当时可是最新奇时尚的玩意儿，要知道，电解铝的生产方法是1886年才被发明，1888年才投入工业生产的。
对于旁听和平大会的感受，诺贝尔说：
或许我的工厂能比你们的和平大会更快地结束战争。有朝一日，两军对垒的结果只会是同归于尽，那么所有国家才会被吓得畏缩不前，解散军队。
我们无从判断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这一观点正确与否，起码时至今日，他的这个理想还没能实现。放眼当今的社会，比黄色炸药不知道要威猛多少万倍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乃至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充斥着我们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电子信息武器、外太空激光武器等最新式的武器在不断的研发中。然而战争还是无法避免，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冷酷、更不平等和更危险了。倘若两个核武器国家发生战争，核爆炸能将地球毁灭几百次。天知道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弃绝战争呢？
尽管观点上不尽一致，阿尔弗雷德对苏特纳男爵夫人还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赞赏和支持，他与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友谊也历久弥新。他对她说，如果自己的资助能通过她的奔走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成就，那么他将感到无上的荣幸。
在1893年给苏特纳男爵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想拿出我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奖金，每隔5年发一次（我们应该做好发放6次的准备，如果在30年后，我们还不能改善现行的政治体系，那就难免要回到野蛮时代了）。这笔奖金应该奖给在欧洲宣传和平事业最卓越的人，无论男女。
这大概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初设想。苏特纳男爵夫人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说句题外话，我们不得不惊诧于诺贝尔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敏锐预感，在他写下上面这封信之后，的确不到30年，人类社会就真的倒退回了野蛮时代——1919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20世纪定下了一个多灾多难、悲惨痛苦的基调。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历史遗留问题，都是那时种下的恶果。以至于在科技如此发达、文明如此先进的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禁绝战争，还在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而苦苦奋斗。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96年12月去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写信给苏特纳男爵夫人，感谢她的关心，赞扬她在和平运动中的作用。苏特纳男爵夫人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她既是这项奖的倡议人之一，也是这项奖当之无愧的拥有者。诺贝尔和平奖是她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20年真挚友谊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