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确实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这里是将意识形态因素抽出来，集中进行研究。然而：“集中注意力于一个因素往往有歪曲其相对作用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有必要将视野放大，把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放到整个外交政策中去考察。
§§§第一节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学术界普遍承认，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美国学者艾尔登和斯科曼认为：“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他们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提供符合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价值观，即表达出外交政策目标；二是提供外交指导思想，用以制定符合价值观的政策；三是行政部门在贯彻政策过程中可借之形成领导能力，尤其是可用以统一国会议员的思想。王逸舟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它们或者是政治行动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追求政治权力以图达到那些目标；或者，它们是装点门面的虚伪之辞，用以隐藏所有政治都固有的权力因素。两种功能可以是各自单独行使的，也可能是同时发挥的。”王振华教授认为：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对外政策和某一国际行为的目标，也可能作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上述这些观点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即都肯定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
一、 意识形态是美国的外交“理念”
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国际竞争和冲突中，有时意识形态在使一个国家作出敌友选择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费尔波特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宗教根源》一文中探讨了新教改革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新教改革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的根源，而改革所引起的观念变化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使各群体的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并渗透进他们的个性中去；二是接受了新观念的人群，作为社会力量，会去影响他们的君主、议会、总统，或任何其他对新制度能发挥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人。费尔波特实际上肯定了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东西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英国在冷战上的选择。二战中，苏、美、英在联合抗击法西斯的同时，内部也充满矛盾，苏美、苏英、美英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美英之间，美国利用英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之机，到处抢夺大英帝国的遗产，急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但是，主要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二战结束后，英国却与美国联手对抗苏联，并拱手将世界霸主地位让与美国。有些学者认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应该被给予遏制学说、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始作甬者的荣誉。如果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很难说美、苏、英相互之间的矛盾会如何转化，因为英国的外交传统历来是搞均势，即站在对立双方较弱者一边，防止强者称王称霸。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这两个人的话表明了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首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科索沃战争进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正在重新确立北约作为欧洲土地上民主、稳定和人的尊严的捍卫者这样一个核心目标。”其实，声称将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不只是克林顿政府。乔治·布什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说：“美国若不奉行崇高的道德准则，就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完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就具有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旨在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变得更加仁厚善良，使这个世界的面貌变得更加温文尔雅。”这里布什指明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所占据的地位，即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美国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涉及到有关一个社会所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的信念（如自由、平等、代议制政府等）”；意识形态影响着“渗透美国社会的对外政策观点”，“即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怎样扮演自己所偏爱的角色”。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
美国学者沙拉·斯坦米茨认为：“支持并扩展海外的人权，自从美国立国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因素。”翻开美国外交史，可以看出，无论哪一届政府，即使是最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府，都非常强调通过外交政策实现美国的价值原则。乔治·华盛顿时期美国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政权，“巩固自由人的权利而令其坚不可摧”。约翰·亚当斯时期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同法国关系，亚当斯提出了“美国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诚实正直之心，以及他们有关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的内在感情……应当加以维护”。托马斯·杰斐逊更是认为，美国必须“发展、增殖、繁荣”，直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必须在“自由土地”无限扩张的条件下才能有保障。从那时起，“美国伟大”这种观念或意识形态就开始形成并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白人种族优越”、“天定命运”、“反对激进革命”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继出现。到了卡特政府时期，人权成了美国外交的核心因素。
美国价值观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美国立国前，北美13州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或是因生活所迫，到新大陆寻找出路，或是在原居住地受到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到北美来避难。这些人继承了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和源于这种信仰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以后，13州人民不堪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自由。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独立等价值观被大大强化。这些价值观在后来开发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等事业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不仅拥有推广的“权利”，而且还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义务”，就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于是，向外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不仅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而且还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都站在了“民主国家”一边，这不是偶然的，这些行为只用“权力平衡”的理论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理查德·鲍厄斯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为击败对民主的威胁——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第三帝国和欧洲与亚洲的共产主义——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和数不清的财富。如果没有能为这些牺牲提供根据的理想和价值观，美国人就不会为他们的国家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的事情而引以自豪。”埃兹拉·沃格尔教授对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有过精辟的阐述：“美国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人权和政治多元化问题。这些价值观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现在仍然是团结和力量的一个源泉。我们不能放弃重申这些价值观是我们对外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做法。”
作为“对外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影响着美国人的外交思想和决策。此外，意识形态还影响美国人对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基辛格认为，“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是：“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约翰·艾肯伯瑞认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及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和深刻的理解。这即是所谓美国‘自由化’大战略。它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可见，推进民主，搞“自由化”，本身就是非常现实的美国外交的大战略。另两位美国学者沙塔克和爱特伍德对美国民主外交的现实主义性质做了更为透彻的解释：“美国推行促进民主的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愿望，即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唯有民主治理的开放社会才为出现稳定而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最好的机会。”
杰里尔·罗赛蒂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作过这样的分析：第一，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信念奠定了冷战年代里决策者心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和自由市场的指导思想的基础。”第二，“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信念解释了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限定了决策过程可采用的政策选择。”第三，“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是使自由主义者、温和派和保守主义意见一致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精英群体里。”罗赛蒂的观点符合现实情况。
当然，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重点。在十月革命以前，美国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特别是冷战期间，与共产主义对抗这一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占据了压倒的地位，输出美国价值观则退居其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最大敌人，因此必须首先击败共产主义。理查德·鲍厄斯指出：“反共主义表达了美国首要的捍卫人类自由、促进民主在全世界成长的决心。”尼克松认为：“冷战不仅仅是两支敌对军队间的斗争。它还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冷战后，共产主义这个敌人不再对民主等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美国又重新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而且攻势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共主义只是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对美国来说，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妨碍输出美国价值观，就要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在20世纪，成为美国死敌的不仅是共产主义。30-40年代，美国也曾坚定地反对过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和共产主义国家联手。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进攻对象除了共产主义外，还包括其他那些与自由民主主义相抵触的意识形态。从一定程度上说，共产主义已不是美国进攻的主要目标，这从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远好于与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二、意识形态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经常公开宣扬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功能，而掩饰其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做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陈乐民先生认为：“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更经常地，意识形态是被美国用来做为“手段”和“工具”。毛泽东对此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毛泽东的话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但揭示出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中的非意识形态意图。在60年代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说过这样的话：“从许多方面看来，全部战后历史就是美国逐步接管先前由英国、法国、荷兰及比利时所据守的阵地的过程。”他的话表明，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美国外交的惟一内容。
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的手段并非美国首创，也非美国独享。早在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罗马教皇就同西欧封建主和富商一道，打着维护基督教的旗号，向地中海以东地区发动了8次侵略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高举着把法国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法国以外的旗帜，向外进行扩张；而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则打着恢复被法国革命摧毁的“旧秩序”旗号，组织起来同法国较量。双方的外交都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将意识形态做为外交工具，更为突出的是苏联，几乎苏联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的旗号下开展的。冷战期间，苏联对其盟国的许多大国主义、干涉主义行为，都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干出来的。然而曾在莫斯科供职五年的美国前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在1986年即将离任时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苏联的俄罗斯色彩比共产党色彩浓得多。”“他们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以及他们通过历史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胜过我真正看到的他们在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的影响。”
美国利用意识形态做外交工具也是相当突出的。就拿“反共主义”来说，冷战期间美国高举反共的大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如下目的服务的：第一，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第二，维护它在西方的霸主地位，将西欧、日本拴在冷战的战车上；第三，压制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第四，压制国内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