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随着美国“民主外交”和“人权外交”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以及“历史终结论”。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这些理论也都隐含着强烈的反共主义倾向。
一、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就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认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康德的设想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以“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想主义，第一次将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认为“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就连反对威尔逊政府对外政策的西奥多·罗斯福也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由是，“若德国战胜，击溃英国舰队，摧毁大英帝国，那么一两年之内德国就会坚持要控制中南美洲”。而他却不担心英国控制大西洋会危害美国的利益。换言之，在罗斯福看来，英国霸权要比德国霸权安全，因为英国是民主国家。
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揭示了“民主和平”思想对杜鲁门政府推行对苏遏制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天生爱好和平的，即使有不足之处。最基本的假设（用哈利·杜鲁门的话）是：‘人民在国家政策形成中的声音越强烈，侵略危险就越小。’另一方面，反民主的国家，无论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纳粹，可能依赖追求一个敌对过程并向外扩展权力，就像他们在国内追求压制政策一样。正如杜鲁门的有影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佛瑞斯托尔（JamesF·rrestal）1948年宣称的，‘专制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有无情地、强制性地侵略的倾向’。”
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不过，在90年代以前，“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并不很大。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不过，“民主和平论”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争论。1997年，迈克尔·布朗等人将讨论“民主和平论”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对民主和平的辩论》为题出版。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很有市场。比如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谈论民主问题时就说：“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这里他也将民主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
“民主和平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对这一理论持批评态度，指出了这一理论中的种种逻辑错误和与事实相违背的地方。1995年5-6月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化与战争》的论文，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修正。文章将国家分成五种类型，即民主型、专制型、混合型、由专制型向民主型过渡和由混合型向民主型过渡；通过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两种向民主过渡型国家最倾向于同他国进行战争，而民主型、专制型和混合型则较少倾向于战争。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言，稳固的民主制度区域的扩大，可能会增强和平的前景。就短期而言，在使动荡的过渡时期（指民主化）所存在的危险减至最小程度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一修正明确将能够带来和平的“民主”限定在“稳固的民主制度”这一范围内，并承认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反而增大了进行战争的倾向，从而使得“民主和平论”显得更加与事实相符，立论更加稳固。
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和平论有其合理的因素。首先是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未发生过战争这一经验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世界上发生了上百次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但这些冲突和战争没有一场出现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其次是民主国家内部确实存在着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机制，国家在重大决策特别是外交决策上失误的机会较少，而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利害攸关的事情。
当然，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其一是民主与和平之间并不存在着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民主既构不成和平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二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苏联因素的存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如美苏之间未发生战争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核大国之间就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一样。其二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这一经验事实表明，民主国家同样有进行战争的倾向，并不像民主和平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民主国家在战争问题上能进行“自律”。其三是美国发生过内战这一事实，表明民主的两股力量（应该说当时美国南方和北方都在实行民主制度）同样能互相开战，“如果民主标准和文化没有防止民主国家内战的发生，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可以防止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呢？”
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冷战后在美国兴盛起来并被看成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是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的。这一理论不仅为像尼克松、亨廷顿这样的国际问题权威人士所赞许，而且为克林顿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宫前，克林顿就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专门谈论民主问题，声称由公民选择领导人的国家，比用其他形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可信赖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更不易威胁和平。克林顿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在将“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定为美国外交三大目标之一的同时，克林顿阐述道：“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安全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事情发生，这对为什么在海外推进民主会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释。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与各种可憎而偏狭的势力作斗争时，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潜在的盟友。”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彼此之间更易于进行合作，鼓励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们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正如基辛格所说：“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
与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冷战思维一样，民主和平论中的冷战思维也是非常明显的。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世界不仅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而且美国在海外推进民主还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则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了，为了正义的事业，美国完全可以对它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不属于“民主国家”，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应当实行“民主化”，向美国学习，甚至接受美国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被纳入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
二、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存在，那么，“文明冲突论”则纯粹是冷战后的新事物，而且完全是一个人的成果。1993年6-1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新理论，其代表作是在美国权威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理论一问世，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批评居多，包括很多美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批评、质疑，甚至是口诛笔伐。1996年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的理论进行更系统、详尽的阐述。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国际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明之间的矛盾。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左右全球政治，主宰未来的世界。他将冷战后的世界分成8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世界格局就取决于这8大文明的相互作用，而这些文明又倾向于冲突。文明冲突的一条主线，即可构成“未来世界政治轴心”的，就是西方国家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亦即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反应。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文明挑战；二是儒教文明的挑战。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性则较轻一些。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对付西方文明，而且这种联盟的可能性极大，已经在人权、武器扩散、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露出了苗头。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他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框子，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观察和解释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从理论创新角度讲，他“确有过人一肩之处”，尽管他将文明作为未来国际政治的主线，并将冲突作为文明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还不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亨廷顿并不是普通的学者，他还是一位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战略家，他自己也明言，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既然是一位谋士，要提出对“决策者有用的”的东西，那么他就肯定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带有某种倾向性，就难免有局限性甚至是偏向和谬误。也许这是他的理论引起强列反响的更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文明冲突论”的宗旨就是为维护西方文明的地位而出谋划策。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文明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观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亨廷顿承认，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完结，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西方正四分五裂，这种状况将为非西方国家所用；西方已经衰落。于是他大声疾呼要想法延缓西方的衰落，并为之提出许多建议。透视他的建议，不难看出其冷战思维的色彩。他首先呼吁西方国家要团结起来，“西方文明圈的人要同心协力，否则就会被分而治之”，为此必须加强美国和西欧的联盟关系，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之作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还要明确北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在亨廷顿那里，“敌情观念”非常强烈，不仅有“黄祸”（指华人）、“绿祸”（伊斯兰），而且还有“黑色风暴”（黑人）和“邪恶的俄国人”，这些都是西方白人需要加以提防的。不过，亨廷顿还很有“统一战线”头脑，建议西方文明国家要加强同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以外的文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大国的关系。这完全是搞“集团对抗”，将世界分成“敌、我、友”的冷战思维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廷顿所划定的西方文明的“死敌”之一——儒教文明中，包括了绝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国家摆在了美国这个西方文明中心的对立面。这也许不是有意的，但是如果联系亨廷顿有关推进民主的思想，可以断言，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美国的“敌人”的范围是顺理成章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看待20世纪：“20世纪可谓‘意识形态的世纪’。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对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终，20世纪将以自由民主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可见，在亨廷顿的思想中，意识形态对抗是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的。给人的感觉是，在“文明冲突论”中，他用“文明”一词取代了“意识形态”。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这部著作中，亨廷顿不仅认为民主是最能“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维持政治稳定”的政体，而且还有利于世界和平，“一个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免于国际暴力的世界”。于是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这与美国推进民主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