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共”释疑 长信促驾
国民党始终把共产党看成心腹之患，抗战爆发后尽管出于全国民众的压力，他们的反共立场有所收敛，但清共一直在进行，只不过由过去的公开转为秘密进行而已。
有一次在民团干校会上，一向对谢和赓很信任的李宗仁，突然向他发难。当着该校许多师生的面，李宗仁公开说：“谢和赓到处宣传所谓局部抗日，说什么‘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这完全是共产党宣扬的那一套。我看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共产党，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共’！”李宗仁还说，谢和赓不把广西的领袖放在眼里，不经领袖同意就自作主张，大讲什么“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被李宗仁点名指责是“共党”，谢和赓吃惊不小，深感大事不妙。他与宣侠父秘密碰头，分析自己是否暴露并商量对策。经过仔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李宗仁一向很器重自己，骂自己是“土共”，至多是怀疑，因为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为什么会遭到李宗仁的怀疑呢？作为中共潜伏人员，这个问题是要深思的。很可能是因为他宣传的“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等主张，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太接近。如果是这样引起的，那还不难向李宗仁解释清楚。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呢？宣侠父也在帮他查找原因。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有人利用桂系的矛盾，在中间挑拨离间。搞这种伎俩的人，除了嫉妒谢和赓在李宗仁、白崇禧面前太红外，还可能别有用心地想制造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高层的不和睦，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虽然在对外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当时桂系内部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之间，的确还是存在一定分歧的，而且矛盾还不小。实力派人物白崇禧听信亲信的话，曾想撤掉黄旭初的广西省主席一职，还打算将李宗仁的两个亲信免职。一个是参谋长张任民，另一个是财政厅长黄钟岳。如果真这样办，必然加剧桂系内部的矛盾，削弱桂系的力量。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谢和赓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组织上从大局出发，要他尽量化解桂系矛盾。
在桂系高层中谢和赓与白崇禧关系最好，而白崇禧正好又是矛盾的聚焦点。谢和赓决定先从白崇禧处下手做工作，他的工作做通了，桂系上层之间的其他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于是他主动找白崇禧说明情况，告诉白长官“我被李总司令当成共党嫌疑了”。白崇禧不相信谢和赓是共党分子，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和赓于是分析说，肯定是有人在李宗仁面前挑拨离间，把他当成了白崇禧的人，想通过打击他来达到打击白崇禧的目的。白崇禧虽有“小诸葛”之称，但却问谢和赓“这事该怎么办？”谢和赓建议他协调一下与李宗仁的关系，不要因此产生更大的误会和矛盾。
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建议非常赞同，他也意识到自己和李宗仁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原因就在于有人挑拨是非。出于对谢和赓的爱护，他说他会去找李宗仁说清楚，为他洗清“共党”嫌疑，同时叮嘱谢和赓要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千万不要得罪李宗仁面前的红人韦贽唐等人。
白崇禧诚恳地找李宗仁谈了一次，把一些误会消除了，也把谢和赓的问题讲清楚了。双方矛盾化解，谢和赓的“土共”风波也就这样平息了。
与此同时，桂系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终究还是实力不济，最终不得不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和解。几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南京政府要积极抗战，广西军队积极参战；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桂系归顺中央”；中央给广西军队以一定的军费补充。
蒋桂对峙，直接影响全国的抗日。中共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谢和赓、宣侠父经常将收集到的这方面情报汇报给中共地下组织。9月，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会面，蒋桂对峙宣告结束，双方最终和解。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转眼到了1937年，国内形势加剧紧张，日本侵略者加紧了侵华步伐。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开始放弃不抵抗政策，号召全民抗战救国。8月2日，蒋介石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
此时，李宗仁一方面对形势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另一方面桂系能够在国民党中长期不倒，得益于李宗仁、白崇禧的通力合作。李宗仁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让白崇禧去南京是借此分化他们。李宗仁反对白崇禧赴南京应招。去还是不去，白崇禧自己也举棋不定，一时难以抉择。
桂系上层拿不定主意，在这种情况下谢和赓十分着急。桂系刚与国民党中央和解，过多的猜测最终会导致合作的搁浅。谢和赓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建议白崇禧以民族利益为重，迅速赶赴南京。信中他分析说，随着日本侵略者加紧侵华，抗日救亡已成为国家最大的事情，现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战，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只有去南京，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才能借机打出广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从而提高桂系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李宗仁、白崇禧才会成为广大人民拥护的英雄。
此前白崇禧曾担心去南京蒋介石会扣押自己，因为“西安事变”后老蒋就违背承诺扣押了送他回去的张学良。读过谢和赓的信，白崇禧如释重负，他认为谢和赓分析得很有道理。这封信审时度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老蒋的判断切中要害。一句话，在民族危难、大敌当前之际，蒋介石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加害于他白崇禧！暗自佩服谢和赓“有胆有识”、“深明大义”的同时，白崇禧决定去南京与蒋介石会面。
白崇禧力排众议说服了李宗仁和其他将领，决定应招赴南京，并决定由刘斐、潘宜之、黄秀陆三位少将随从。侍从、参谋、副官、军需人选也很快有了决定，但机要秘书人选却成了问题。“少壮派”的文职干部纷纷向李宗仁进言，表示曾随白崇禧工作多年，愿一块前往。白崇禧认为这些文职干部油嘴滑舌，善搞阴谋，无事生非，对这些人他并不喜欢。但是，为了应付那些想随他去当机要秘书的人，经过缜密的思考，他便胸有成竹地对李宗仁说：“暂时只带参谋、副官和高级随行人员。为了办理与省外回教人士联络和我个人私事，我带谢和赓教官去（当时谢和赓担任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的教官）。”白崇禧之所以这样讲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那些争当随行秘书的人反感。
8月4日，白崇禧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赴南京，谢和赓随机一同前往。白崇禧能够前往南京以及为何指名要带谢和赓前往，都是那封长信起了作用。
从8月5日起，谢和赓开始在白崇禧办公室中处理日常的文件和函电，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又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唯一秘书，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作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白崇禧正式通知谢和赓说：“你除了担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外，还要任副总长办公室秘书哟。”从此，不论对内对外，谢和赓被人们称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和私人秘书了。这一秘书工作，使谢和赓可以更好地搜集有关情报。
出谋划策 左右“总长”
进入1937年10月，日本人步步向国民党首都南京逼近。谢和赓总结抗战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写成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此时已成为蒋介石重要智囊的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时成为抗日名言。
在这份《纲要》中，谢和赓建议全国实行全民军事总动员，并在全国及省、县、乡村训练组织游击队伍，以配合正规军进行长期抗战，深得白崇禧、刘斐的赞赏。谢和赓将此方案经周恩来、李克农进一步修改，按白崇禧指示呈送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谢和赓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让中共的游击战思想被蒋介石接受，又取得白崇禧更深的信任。受到谢和赓启发，白崇禧对游击战着了迷，在军事委员会上，面对众将领他侃侃而谈抗日游击战，并下令以“白副总参谋长机要秘书兼大本营秘书”名义，将谢和赓方案印发各军军长、军政治部、各省主席、保安司令等。白崇禧的战略名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就是根据此方案总结出来的。白崇禧提议在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研讨抗日游击战术，邀请叶剑英带30名八路军干部给国军将领教授游击战，蒋介石也同意了。
后来李宗仁知道了此事，也说：“和赓很行！”也许是对他过去当众批评过谢和赓的补偿，谢和赓被破格提升为上校。随着谢和赓的提升，他的“共党”嫌疑被彻底洗清，也再次成为桂系上层信任的红人。
1937年11月，国民党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军占领。南京告急！12月，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考虑迁都，准备退往武汉。谢和赓在南京沦陷前三天，与指挥部一同撤往武汉。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
谢和赓随白崇禧退守武汉后，谢和赓一度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为此，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对方。不久，周恩来想方设法在武汉与他见了一面，双方重新接上了联系。
周恩来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负责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他见到谢和赓就像见到亲弟弟一般，和谢和赓握手、拥抱。当谢和赓汇报已经取得白崇禧的信任，担任了他的机要秘书时，周恩来马上提醒谢和赓说：“你在脑子中一刻也不要忘记，你是在人称‘小诸葛’的身边做工作，如果不事事注意，步步留心，那是很危险的。遇事要有勇有谋，做到智勇双全。现在，国共合作抗战了，但对过去的政敌决不可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过去血的教训决不能忘记。”周恩来以坦荡胸怀指示说：“对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桂系首领，要多做工作，争取他们积极抗战，我们党是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的，只要李、白决心抗战，不动摇，我们党会不咎既往，和他们很好合作的。”谢和赓说：“大本营国防会议中汪精卫派的陈公博、政学系的张群、张家傲等人，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就连蒋介石也缺乏抗战决心。所以，我起草了《全国游击战争的方案》准备呈给副总参谋长何应钦转呈蒋介石。”周恩来为此很高兴：“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周恩来逐字逐句看完了谢和赓递给他的建议书。次日拿回原稿时，上面周恩来用红笔删掉两千多字。周恩来希望谢和赓再把建议书删成七、八千字，寄给海内外报刊广为宣传。该建议书于1938年1月16日至27日，在香港《天文台》第一版连载全文。后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采纳了谢和赓的方案。谢和赓升为上校，使他能很顺利地跟随白崇禧参加国民党政府每周召开的“总理纪念周”活动。
身在国民党军营，又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谢和赓成了国民党发展党员的目标之一。1938年2月，韦永成和程思远在汉口时，就极为郑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个要求：“白副总长身边的参议刘仲容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应该加入国民党了，这是委座的意思……”谢和赓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谢和赓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办理。不过谢和赓发现国民党入党手续不严密，有空子可钻。他办理完入党的手续之后，按理要寄送表格到中央党部存档的，但这些事一概由谢和赓负责，所以他将自己的扣下，只寄出了刘仲容的。当时时局紧张，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谢和赓是国民党员了，也没人再过问此事。谢和赓就这样瞒天过海，最终也没加入国民党。
1938年3月，国民党军队组织师长以上将领在武昌集训，白祟禧要到会发表《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演讲。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限他们各自完稿，一周内呈阅。一份发言稿让三个秘书写，然后挑写得好的用，这样做明显带有考察部下的意思。文才横溢的谢和赓也不敢怠慢，他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和赓奋战了两天三夜，拿出了一份初稿。完稿后，他请李克农转交给周恩来斧正。
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谢和赓过江去取稿，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谢和赓回到家打开一看，周恩来已用红笔删去了千多字。
谢和赓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经验确实有限；喜的则是经周恩来一改后文章的确明晰不少。李克农也说：“讲稿改得很好，这才完全体现了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地位、立场和口气，避免使用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语气，也避免使用指责政治部工作缺点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训练原则、方法，与我党的太相似了，应当改一改。”
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
训话的当天，白崇禧通知写稿的三个秘书一起乘车前往。白崇禧到底采用谁的稿子，谢和赓心里没有底。开始训话后，谜底才揭开。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训话时白崇禧并没有照稿子念，但训话的内容与谢和赓所起草的完全一样。谁能想到，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军官的训话稿，竟然是由一个共产党员起草，又由另一个共产党员修改完成的。一位国民党军事首脑，竟用中共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抗日救亡思想来对高级军政干部训话和灌输，真算得上中共秘密工作的大手笔了！
深入潜伏 坚守特岗
国民党在武汉失陷之前，下发了军事部门高级人员填报文官登记合格证的通知。其实这是国民党为官员升迁搞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使在军队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职资格，转职升迁时才不致于缺乏“资格认定”。李宗仁、白崇禧一直有意提拔谢和赓，一接到通知就让他赶紧填表登记。谢和赓很快照办了，他填好表后报送到国民政府考试院审批，同时又将此事汇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关怀下”，谢和赓成为这次登记中唯一获得“文官八级”的军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军官。周恩来获悉此事后称赞道：“和赓，你这一招走得很对，让他们（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升官发财的愿望哩……太妙了！”周恩来认为，此事能让李宗仁、白崇禧误以为谢和赓有升官发财之想法，这样就更有利于他在桂系伪装潜伏下去。
为了联络方便，周恩来建议谢和赓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发展一两个可靠的地下交通员，以便及时传递情报。接到指示后，谢和赓与李克农进行了秘密商谈，以选择发展地下交通员目标。最后他们选定了刘仲容和刘仲华，他们两人曾在第五战区潢川学生团张任民手下工作过，也算是为桂系服务过，都是可靠的人选。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父亲刘成烈，乃桂系元老，曾任桂系驻平津办事处主任，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并实际上为中共工作过。受其父影响，刘仲容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共的亲密朋友。刘仲容曾被保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奔走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虎城、张学良等部之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桂系另一首脑人物王公度是同学。1935年8月，在广州，他被王公度介绍给桂系首领李宗仁。经过严格的考察，刘仲容获得了李宗仁的信任和重用。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共产党员谢和赓的领导下，参加了党的秘密地下工作。刘仲华是山西原平人，早在1923年就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经张任民介绍到李宗仁部队工作，以“非党员”身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
为了安插自己和同志，谢和赓想了不少办法。他深知李宗仁、白崇禧需要了解各种政治势力的情报，便先找政训处少将处长刘世衡，向他推荐两个能搞到中共情报的人，这就是刘仲容和刘仲华。刘世衡求之不得，就拉上平时与白家关系很好的潘宜之去白崇禧那说情，结果一说就通，很快刘仲华就被调到李宗仁身边，担任李宗仁办公室上校参议，刘仲容被调到白崇禧身边，担任白崇禧办公室任上校参议。他们两人每月领200元薪水，但可以不坐班，没有上下班时间，只在外面联络各党各派著名人物，收集有关情报。这些党派中当然包括了共产党，收集的情报当然包括共产党的情报，所以他们接触共产党也是在完成任务。这一切，为谢和赓传送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白崇禧和李宗仁对谢和赓极为信任，许多重要事情交由他去办理。南京沦陷后，李宗仁到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经常晚上与白崇禧通电话。有时谈到重要事情，他们往往会用代号或代名词。如他们用“钱先生”代指共产党，用“赵小姐”代指蒋介石，用“李娘”代指汪精卫等。可别以为谢和赓听不明白，其实这些代号都是由白崇禧的机要参谋刘维周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共同拟定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谈到特别机密的事情时，李、白两人干脆就用桂林的方言交谈，外地人自然听不懂他们的土话，但对谢和赓来说却不成问题。
都是白崇禧的红人，谢和赓与刘维周经常打交道。为了从他那获取有用的情报，谢和赓常常有意识与他套近乎。白崇禧与李宗仁交谈时，一般由刘维周负责作记录，偶尔也会让谢和赓来记录。刘维周也深知，谢和赓是李、白两位长官信赖的人，也就对他没有更多的防范。谢和赓借帮助刘维周整理记录稿的机会，掌握了桂系高层不少情报。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撤离武汉后，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谢和赓也随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工作。中共南方局指示，谢和赓仍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为了确保安全，由当时在白崇禧身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刘仲容作为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桂林行营主任。这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开始迁往湖北襄樊，桂系面临人事变动。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干了这么久，获得了桂系特别是白崇禧的高度信任，为中共潜伏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十分关注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的位置，曾不止一次地嘱咐李克农必须做好谢和赓的保密安全工作，并让李克农转告谢和赓：“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
通过打探获悉，桂系并没有换动谢和赓职位的意思，但李宗仁有意带刘仲容前往湖北。获悉此事后，李克农立即指示刘仲容、谢和赓利用李、白即将分手，正在安排人事的机会，请白崇禧的亲信刘士毅出面，让白崇禧将刘仲容留在桂林行营工作。谢和赓按照李克农指示，建议白崇禧“留住刘仲容这个人才”。白崇禧久知刘仲容的才华和为人，经与李宗仁协商，任命他为桂林行营参议，负责行营对外联络工作。李克农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继续与谢和赓保持单线联系。李克农正式通知刘仲容：利用负责行营对外联络的便利及白崇禧委任的公开身份，充当李克农与谢和赓之间的秘密联络员。除了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可以进行秘密来往。面对广西复杂的斗争环境，李克农十分担心谢和赓与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们遇事要冷静沉着，保持高度警惕。当他获知刘仲容身边无枪时，特地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以备防身之用。刘仲容与谢和赓联络，总是非常秘密，所以一直没被桂系情报机关发现。
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带领办事处人员排练抗日救亡演出的节目，谢和赓突然急匆匆地来到办事处。按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允许谢和赓直接与自己联系的，更不用说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上门联系了。李克农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他让大家继续排练，自己带谢和赓上楼谈话。原来，谢和赓的出色工作，获得白崇禧的信任和重用，但却引起桂系少壮派潘宜之、邱昌渭的嫉恨。他们极力拉拢谢和赓参加他们那一派，而谢和赓牢牢遵守李克农的嘱咐，决不参加桂系内部的派系斗争。于是他们便怀疑谢和赓“紧跟白崇禧”是别有所图，向李宗仁与郭德洁出主意，请他们出面向白崇禧建议，提升谢和赓为“少将”，让谢和赓担任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兼广西绥署政训处副处长，还要特批政训处副处长的军阶与处长相同。升级就得升官职，自然就得离开白崇禧身边。谢和赓闻讯，感到事关重大，拿不定主意，急忙找李克农商量对策。谢和赓肯定地对李克农说：“他们是看见我少壮而不跟他们一派，不放心，想调虎离山。”
李克农点了点头，问白崇禧对此是什么意见？“白崇禧只是征求我个人意见。”谢和赓继续说，“我知道他需要我来操办回教的事，就说：你不是要我重视全国回教协会的工作么？除了行营秘书工作外，我想回教这项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觉得适当，调任我为政训处副处长，仍然是上校，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不愿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我的组织能力不行。白听到我提到回教的事务，因为我刚代表他到西北回教地区跑了三个半月，他很满意；于是他听了便说：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我把你需要兼办的工作等情况向德公报告好了。”李克农听完汇报，笑着使劲拍了拍谢和赓的肩膀说：“小鬼，你已经把事情妥善处理好了！”就这样，谢和赓不为官阶所动，继续留在白崇禧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