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叛变 “一号”暴露
1949年7月中旬，台北、基隆的大学生中流传一份《光明日报》，国民党省主席陈诚决定彻查此事。不久4名大学生被拘捕，他们供出了《光明日报》来源于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8月15日，钟浩东被捕，他除了承认自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基隆市工委书记外，没有透露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偶然失言提及的“老郑怎么样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钟浩东至死没说出老郑是谁。10月31日，中共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因叛徒出卖被捕，保密局特务发现陈泽民的笔记本上也有“老郑”字样，并从他口中套得了相关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特务们认为这个“老郑”肯定是个大人物，便在附近昼伏夜出守了两个多月，试图抓获“老郑”。
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
此时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加紧攻台准备。国民党特务也在台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侦缉力度，他们从各种线索及邮检动态中追查共产党活动踪迹，很快台湾至舟山的秘密交通线暴露。
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26号逮捕。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不知道，“老郑”就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干，但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吴次长”字样。“老郑”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了一连串侦讯，但是，“老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兜着圈子，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暂不急于逼问过甚。
1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协助到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谷正文把审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为了笼络“老郑”，临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树坤，“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谷正文走后，“老郑”说想吃牛排，特务们只得满足他。他假装报答特务们，说他认识一个姓施的联络人，要带特务们去抓。
1月6日夜晚，牛树坤、张西林这几个特务急功近利，带着“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认施姓联络人的住家。一伙人沿着武昌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寻老郑声称的施姓联络人住处，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捕，“老郑”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老郑”逃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怪罪谷正文，谷正文只得四处布网加紧抓捕。
而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使命已经完成，正准备动身离台经香港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1月14日，她托朋友带信给上海的家人，信中只有七个字“凤（朱原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蔡孝干逃出来后，立即设法通知朱谌之“快走！”。接到蔡孝干送来的消息后，她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吴石。
过了一段时间，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著他的小姨子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得知情报，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等候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老郑”，却抓到了黄天。一阵刑讯毒打，黄天被特务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着额头汩汩冒出，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阵阵哀号之中，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乔装成农夫模样，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1月29日，在乡间小路上与“老郑”相遇，随即老郑第二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一周后，“老郑”蔡孝干即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彻底变节。经不起再三刑讯逼供，自知大势已去的蔡孝干，只好向保密局特务坦承终他的真正底细，并供出地下党在台湾的全部组织。据龚德柏《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披露，蔡孝干是“台共四大金刚”中最无用无志之人，关在南所时，他就曾大呼与他有染的姨妹马文娟的名字。审他的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抓住他的这一弱点，立即将马文娟送到蔡的房中供他寻欢作乐。马文娟在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蔡孝干又在马文娟的操纵下，最终导致蔡孝干投降叛变。
蔡孝干叛变后，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干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被依“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的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50年2月2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吴石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紧急措施想帮她离开台湾。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然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并派聂曦上校将证件送至她的手中。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军运飞机来到当时尚没解放的舟山，想从舟山再设法回到上海。然而，此时的舟山已经战云笼罩，岗哨林立，特务密布。朱到达之后，装病住进了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想以此等待机会。
同为这年2月，中共地下党员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一带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汪声和等人被捕后坚强不屈，不久殉难。
蔡孝干再次被抓后，向保密局提供的一个地址：台北大公园衡阳路中西大药房。特务们按图索骥，2月7日在此二楼抓获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张志忠。
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蔡孝干出卖了朱谌之，同时也出卖了吴石。国民党得知此重大情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舟山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朱谌之前夫的女婿获悉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了她在舟山的地址。2月18日，朱谌之被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沈之岳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警保处长兼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长庄心田抓获。在被捕瞬间，企图吞金项链自杀，但未成功。
在被捕的地下党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被捕后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地下党员张志忠被捕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应该威武不屈，坚不吐实。蒋经国亲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监牢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经国问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隔一阵子，蒋经国又来劝降，张志忠还是那句话“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四年后，张志忠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
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了吴石。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国民党一时还只是怀疑，没有动手。而朱谌之被捕后，特务头子谷正文特意将吴石夫人王碧奎请到家中，伪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的老部下，多承老长官提拔照顾等，骗取吴石夫人的信任。他用诈骗的方法，对吴石夫人说：“今上边下令查吴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证。吴先生身为军人，如身负此案，必遭死刑。夫人何不自称吴先生不知此人，自己担责。妇道人家，交错朋友，并不知其共产党员身份，当然不会成为重大案子。”吴夫人不知其中有诈，被套出吴石曾会见过朱女士。这样一来，吴石被彻底暴露。
由于吴石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特务一级级上报，谷正文报告保密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再报告给蒋介石。老蒋得悉后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怒，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
视死如归 名垂千古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命令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罪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不久，朱谌之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用军用飞机押解回台湾。国民党特务分别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利诱劝降。然而，这一切对于具有崇高信仰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徒劳的。
不少人因吴石案受到牵连，其中包括：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等人被送上台湾特别军事法庭。
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
蔡孝干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蔡孝干还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了另一广播，说他“在中共党内25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却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一副彻头彻尾的叛徒的丑恶嘴脸，蔡孝干被认为是“顾顺章第二”。
后来蔡孝干被国民党授予少将衔，他的主子交给他的任务是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他重要著作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等。1982年10月，蔡孝干因病死于台北，结束了他可耻的人生。这是后话。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同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被后人誉为“台湾的江姐”的朱谌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周岁。
吴石在临刑前从容不迫，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诗句。
与吴石、朱谌之同时被台湾蒋介石反动当局杀害的还有吴石的好友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亲信聂曦上校。
陈宝仓，河北遵化县石门镇大辛庄人，1900年生于北京。他中学毕业后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从军校毕业后即在国民党晋军中任职，后在张发奎麾下服务。1937年初，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抗日防务。1938年6月，他奉调参加武汉会战，经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是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1938年8月，陈宝仓担任江苏昆山城防司令，负责抵御日军向上海进攻，给日军以迎头痛击，陈宝仓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军政人员、百姓、物资转移重庆等地内争取了时间。
陈宝仓1939年春调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其间支持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新华南》刊物，先后为刊物撰写了《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重要文章，并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并得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饶彰风、方方等接触，陈宝仓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1948年底，陈宝仓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有资料表明是受李济深委派）的派谴，赴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另一位英勇就义的中共地下人员——原国民党联勤第四兵站总监聂曦上校，被绑赴刑场时同样宁死不屈。就连当时台湾方面的报道也不得不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可惜关于他的资料太少了，只知道他是福州人，吴石的老部下。
他们被杀害后，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 “吴石案”当时震动台湾岛，美欧媒体多有报道。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头版消息的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加框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当时不少知情人痛哭不已，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却不能公开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
吴石将军就义后，其夫人王碧奎曾被株连入狱，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王碧奎于1980年移居美国洛杉矶，1993年逝世。其长子吴韶成、女儿吴兰成留在大陆，其中吴韶成定居郑州，而幼子吴健成目前定居美国。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吴石夫妇的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后来陈宝仓将军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将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等人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将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