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 险象环生
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一起，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率领原国民党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投奔共产党解放军。解放军由此完成对黄伯韬兵团的围攻，同时也在国民党的东线防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华东野战军乘虚而入，直捣徐州，切断黄伯韬兵团的退路。
11月10日，蒋介石在其官邸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徐州方面作战以及解救黄伯韬兵团问题。郭汝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以作战厅长的身份，提出了作战计划报告。蒋介石形成作战指示，命令黄伯韬兵团“原位置固守待援”。会后，郭汝瑰将这次会议的国民党作战计划等九种绝密军事文件交给任廉儒，要他马上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
任廉儒一看，这些绝密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有江南作战计划，还有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兵力配备情况等。对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尽快交给党中央！可偏偏这个时候，任廉儒的上级领导暂时离开了上海，无法联系上。
怎么办？任廉儒和梁佐华经过再三考虑，只有将这份情报交给民革中央的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交中共中央。任廉儒与梁佐华都是上海地下民革组织的人，梁佐华还担任王葆真的秘书，他们对王葆真比较了解，对他的人品和政治立场绝对放心，所以才作出这样的决定。
任廉儒、梁佐华找到王葆真，王葆真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三人商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否则不但不能使中共军队在军事上处于主动有利的态势，还会危及送出情报的人（郭汝瑰）的生命安全。王葆真已经年过七旬，他与中共早有联系，周恩来曾宴请他并和他面谈工作，指定杨琼与王葆真联系军事工作。王葆真将这些绝密文件妥善地保存在上海新闸路一个可靠的地方，等联系上中共方面的人后再给他们。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南京地下民革组织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孟士衡等人被捕。因为孟士衡是王葆真的下级，经常到上海找王葆真汇报工作，特务追踪到上海来。接着上海民革临时工会张克强等三个委员被捕，不久王葆真被捕，任廉儒和梁佐华逃到香港。被捕前，预感到情况不妙的王葆真销毁了尚未送出的郭汝瑰送来的文件。
在狱中，王葆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一字未吐露党的机密。在被捕的几个人中，他是唯一知道郭汝瑰身份的人。他要以死来保护郭汝瑰的生命安全。国民党特务手段用尽，始终撬不开王葆真老人的嘴，最后就判他死刑。王葆真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南京不少国民党元老为他求情，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为他求情，最后才免于执行死刑。
王葆真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如果没有王葆真舍命保护，郭汝瑰早就暴露了。所以很多年后他知道了这件事，依然大为感动。
战场上的一败再败，使国民党情报机关不得不怀疑内部有共产党的特工。他们从查情报泄密入手，千方百计要挖出深藏的“共谍”。就连国民党高层中的所谓“明眼人”，也对有异常表现的人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共谍嫌犯进行举报。
杜聿明就是这些人中的“明眼人”代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举报的竟是郭汝瑰！
杜聿明，陕西米脂县人，因为是黄埔一期生，深得蒋介石信任，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一。1939年11月就当上了第五军军长，率军取得桂南会战的昆仑关胜利，声名远扬。抗战胜利后当国共再度交锋时，他被推到一线战场，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1月下旬，黄伯韬兵团被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开始怀疑军事情报泄密。国民党一再改变作战计划，造成部队混乱，导致作战被动，他认为与郭汝瑰有关。他怀疑郭汝瑰，所以他向顾祝同提出，他的作战计划不能让郭汝瑰知道。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对顾祝同说郭汝瑰是共党，也对何应钦说过。后来他又直接对蒋介石说：“我怀疑郭汝瑰是共党分子。”蒋介石感到很惊讶，急问他有何根据没有。杜聿明说：“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指郭汝瑰）更是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杜聿明说的是事实，有一次他到郭家，亲眼看见郭家的沙发是打补丁的，他觉得不可思议。
郭汝瑰作为一位高级将官，因为从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1946年他国民党还都南京后，郭汝瑰随即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结果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郭汝瑰身居要职，总还要住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吧，一问都没有姓郭的。好不容易找到那个肉铺楼上的郭家，郭汝瑰不在家，郭家其他人正在吃饭。蒋经国看到郭家饭桌上吃的饭菜，当时颇感意外。因为楼下是肉铺，但住在上面是国民党高官家吃饭却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说，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
当时蒋介石还非常信任郭汝瑰，听杜聿明说出怀疑的理由仅仅只是郭汝瑰太廉洁，心里很不以为然。杜聿明走后，他当着别人的面大骂杜聿明：“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因为情报屡屡泄密，与情报有关的官员人人自危。参谋次长刘斐与郭汝瑰经常一起参加蒋介石高级作战会议，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为了转移视线保护自己，郭汝瑰曾举报刘斐是共党。刘斐也不客气，反过来举报郭汝瑰是共党。
刘斐，字为章，1898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刘斐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刘斐年少家贫，其岳父为当地有名中医，认识时任连长的白崇禧，就送刘斐到西江讲堂短期学习，之后刘在广西军队当下级军官，负责文书等事。后来刘升充任白崇禧的少校参谋，更被送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到南京参谋本部任事，至抗战前已升任军政部次长，掌管作战计划。抗战期间刘曾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抗战后至1948年中，刘斐为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负责作战计划。
郭汝瑰与刘斐的矛盾早已有之，早在大别山“清剿”会议上，刘斐把白崇禧抬出来，在睢杞战役中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郭汝瑰想借机向蒋介石报告，把刘斐搞下去。但他又怕刘斐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就去问任廉儒。任廉儒告诉他：“摸不清楚，最好不要下手。”郭汝瑰只好作罢。
其实，郭汝瑰和刘斐都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因为属于不同的上级领导，单线联系，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险些因不知情而造成重大损失。好在国民党内部把他们的互相检举当成是派系斗争，一时之气，所以这事没有深究下去，后来不了了之。
事实上，后来杜聿明是掌握了郭汝瑰的证据的。杜聿明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灭而被俘，1959年底被特赦。1981年郭汝瑰去看望杜聿明时，问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还是有根据？”杜聿明回答说：“有根据，是山东来人谈的。”郭汝瑰追问这个人是谁？杜聿明说：“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那么有证据在手，他为什么不去找蒋介石告郭汝瑰呢？很可能因为当时郭汝瑰在蒋介石那里太受信任，加上证据不是“铁板钉钉”那么确凿，杜聿明怕告不倒郭汝瑰，反而自己倒霉，只好等待时机再说。再后来杜聿明被俘，就没机会了。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蒋介石的新闻局长邓文仪也怀疑他，邓文仪还告诉政工处长陈国儒，说郭汝瑰靠不住，要陈国儒对他严加监视。种种迹象表明，郭汝瑰已经处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
金蝉脱壳 西南起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从1948年10月起，郭汝瑰不想再在国民党军队待下去。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知道蒋介石经常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加上有人告他是“共党”，蒋介石已经对他不信任，他想尽快脱身。他找到任廉儒，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
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指示。他对郭汝瑰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与其到解放区去，你不如争取到大西南去，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听后，觉得有道理。他从大局出发，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于是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顾祝同听了他说的话，眼睛睁得大大的：“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想去带兵。战事不利，别的军长师长早就想脱身，你不是自找苦吃嘛！即使你想带兵，最好弄个兵团副司令或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吧！”郭汝瑰对顾祝同说：“总长，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时间长，只会纸上谈兵，所以我想去干干。现在我临危受命，才不辜负党国的希望，才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您既有心栽培我，我决心为您去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到那时再委任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
顾祝同知道，郭汝瑰想当军长不是为了发财捞钱。经过三大战役，许多国民党高官为了保全性命都不愿带兵，郭汝瑰这时反而出来要求当军长，令顾祝同对他刮目相看：“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同意郭汝瑰当军长，但1949年1月初却任命他为第十八军军长。
十八军是蒋介石最信赖的部队，这支老蒋手中的王牌不可能开往西南，将来肯定是陪他退守台湾。这个军中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而且在这支队伍中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将来发动起义是不可能的。郭汝瑰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建议他主动请求改调西南的部队。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要去当三流部队的军长，这岂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正当郭汝瑰不知如何是好时，1月21日，不知为何，蒋介石突然改任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顾祝同说，这是刘斐起了作用。刘斐对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蒋介石很可能因此才改变主意的。刘斐表面上是在贬郭汝瑰，实际上是在帮他的忙。主意既定，蒋介石要求七十二军成立后立即开往四川，构筑大西南防线，想以此作最后的挣扎。
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廉儒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和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
2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的郭汝瑰立即奔赴四川。他返回四川找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又让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部从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沿途尽量招兵。他教赵德树一招，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意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这办法真灵，赵德树因此带回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到这年5月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这年五、六月，任廉儒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就在这时，陈诚突然派预算局局长赵志尧来，说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把郭汝瑰夫人送去台湾。显然这是想押郭汝瑰夫人做人质，对此郭汝瑰找理由坚决推辞。
不久，在郭汝瑰的努力下，“叙泸警备司令部”成立，郭汝瑰兼任司令部司令。他利用这个机会，保护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10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
当解放军向西南挺进时，郭汝瑰与任廉儒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郭汝瑰将七十二军中的军官一一拿出来，逐个进行分析，哪个靠得住，哪个靠不住。三十四师师长柏恒、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教导师师长肖烈、六九七团团长、副团长、六九八团团长，这些人是郭汝瑰的亲信，有的是他提拔的，应该没有问题。
没想到的是，他的参谋长许亚殷和一零零团团长许汉州竟是蒋介石特务。许亚殷要郭汝瑰“走第三条路线”（打游击），郭汝瑰只好表面上答应他。更没想到的是，郭汝瑰的堂妹夫、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大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后来脱了党），此时竟不同意起义。还好，起义之前许亚殷和傅秉勋都调走了，许汉洲被除掉了，起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12月3日清晨，郭汝瑰突然接到解放军第十军军长杜义德部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派人接洽起义之事。郭汝瑰表示：“好的，我按计划行事！”接到电话后，他立即下命令“全军撤往宜宾”。
就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十八军张国华部的紧追下，带着残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宾的高店场一带，准备渡江进宜宾城。他的参谋长彭励还特意给郭汝瑰部送来一台进口的电影放映机，要求让宋部进城。这个意外情况，使郭汝瑰的起义又面临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郭汝瑰思索再三后决定：宁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险，也绝不能让宋希濂部的一兵一卒进入正在酝酿起义的宜宾城。于是，他一边命令用机枪封锁江面，一边对彭励以贵宾相待，并请他带话给宋希濂 ：“大敌当前，部队本来已很不好掌握，你们的队伍过江就会把我的部队搅乱，只好请宋主任绕道西撤，我尽力在此阻击几天。”
送走宋希濂派来的这位不速之客，郭汝瑰意识到夜长梦多，应该尽早起义。于是他叫来参谋长徐孔嘉、教育长张继寅、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等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很赞同。
12月9日，郭汝瑰认为时间已十分紧迫，应该采取行动了！于是召开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他先作引导性发言：“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失败已成定局。这几天，有人对我说这仗不能再打了，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研究这仗究竟打不打？这关系到我军几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打，就只剩下一个忠义的名声，留下无数孤儿寡母，请大家尽管谈。意见一致，才能保证行动一致嘛。”说完，他把目光投向赵德树。赵德树见郭汝瑰不部署作战，而是问大家还打不打仗，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便站起来说：“这仗确实不能再打了，再打我们就完了，干脆和了吧！”
于是，郭汝瑰就接着赵德树的话说：“国家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会与你议和？如果不打，只有起义。不管打也罢，起义也罢，都由我指挥！在这生死关头，我绝不能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在一起。”
赵德树带头赞同起义，一些团长也表示了赞同。郭汝瑰见时机成熟，取出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徐孔嘉说：“你快到泸州去吧。”徐孔嘉和赵德树找来宜宾地方代表，当晚登船，夜航泸州。次日，他们又和解放军代表一同回到宜宾。
彭励回去后向宋希濂转告了郭汝瑰的意思，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郭汝瑰想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很多师、团长和我是同学，我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说郭汝瑰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囤积了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由此情况判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
宋希濂听后，心里一阵轻松，认为解放军必将先解决郭汝瑰的七十二军，才会继续追击他们。到那时，他们早已走得很远了，于是就放弃了进驻宜宾的打算。郭汝瑰的妥善处理，使起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又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1949年12月10日，正当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发表《起义告官兵书》，通电全国，宣布七十二军在宜宾地区起义，并通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和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蒋介石知道郭汝瑰起义的消息后，愤恨地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率部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七十二军起义后，一部分随解放军第十军改编为海军，一部分参加了抗美援朝，还有一部分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另外有一部分复员回家。
回归组织 实现夙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1950年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郭汝瑰任川南交通厅长时，以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而被人称道。他再次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要恢复党籍的愿望。但此时，他早年的入党介绍人和同组的同志都不在了，无法证明。李大章建议他争取重新入党。于是他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0年底，中央军委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
回到党的怀抱，是郭汝瑰多年的夙愿。解放后，郭汝瑰曾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因事耽搁，长期被搁置下来。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说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后因董必武等人作保而被“平反”。在反右斗争中郭汝瑰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郭汝瑰被批斗，但他始终坚持讲真话。这些曲折坎的人生经历，使他的入党愿望一直无法实现。
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四人帮”后，又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得到解放。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郭汝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郭汝瑰将军有一子一女。1997年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北碚中山路家中，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女儿辞别父亲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郭汝瑰生前为两岸和平统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看到了香港的回归，他还想看到澳门、台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看到祖国和平统一。在他去世两年后，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他所关心的台湾问题，相信也必将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