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信仰 重新找党
郭汝瑰官场一路顺风，进入了国民党的上层社会。然而，他内心却非常苦闷。郭汝瑰尤其看不惯国民党上层的腐败，特别是在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老百姓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
想到自己当初是为了“使政治上轨道”的人生信仰才投考黄埔军校的，现在还在为一个政治腐败的政党效力，郭汝瑰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国民党不足以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自己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他开始想方设法恢复与党的联系。
1944年3月，郭汝瑰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很快又升任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郭汝瑰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因为置身于国民党上层，所以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在担任暂5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这种腐败军队，怎么能打胜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对三民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郭汝瑰反思国共历史，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的看法也在改变。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怎么高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正面战场，败绩连连，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不全心抗日，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郭汝瑰想回到共产党的怀抱，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看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此人正是他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读黄埔军校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
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去了？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他所说的“关系”，显然指的就是与党组织的联系。
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后，还来过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
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同志，却让郭汝瑰非常失望。不过，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于十八年前在涪陵通过任逖猷相识的。后来郭汝瑰去了日本，任廉儒则被叛徒出卖，在重庆人和街刘湘的“反省院”里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出狱后，任廉儒先后主办《松江日报》、《人民日报》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毕业后返回重庆，先在川军范绍增部任职，后又在重庆银行界和商业界巨子刘航琛那里工作，同时因得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赏识，担任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的经理。他在共产党内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处的负责人，和董必武保持单线联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响起了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堂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他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郭汝瑰读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更加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1945年5月，郭汝瑰与董必武在任廉儒家里第一次见面。因为当时任廉儒有很深厚的社会上层的背景，他在基督教会里面，有很多朋友，而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是最不容易被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怀疑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郭汝瑰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两人从对国民党将领的个性评价、蒋介石统治的现状，到对共产党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重新找到了党，成为郭汝瑰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国民党便开始内战准备。任廉儒找到郭汝瑰，希望他能帮助党了解一下国民党的动向。郭汝瑰将一份《国军战斗序列》材料交给了任廉儒，上面有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中共方面将此文件拍照。这份文件总共只印了13份，是编号限定分发给国民党最高军事成员的。这份文件可以帮助中共方面详细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和各军各师的实力等，对后来我军在战场上战胜国民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受命潜伏 助战山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郭汝瑰听从董必武的意见，准备接受国民党中央的委派，担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出任美国。但是，当他正准备走的时候，陈诚突然又把他留下了：“你还是暂缓出国，等三人会议告一段落再走。”原来，美国出面“调停”矛盾，国、共和美三方成立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3人组成的军调小组。陈诚所说的三人会议，指的就是他们三人的会谈。
10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郭汝瑰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
1946年1月，郭汝瑰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举行，郭汝瑰见到了多年没见的黄埔军校老师周恩来。会议期间，周恩来告诉他，李先念部缺粮，准备向军政部借款五亿元，希望他促成此事。他想老师这么信任自己，是不是董老已经把情况和他说了。不管怎样，这是党的指示，他要无条件去办。郭汝瑰当即找到军政部次长林蔚报告此事，并力主借款五亿。后来听郑介民解释，他才知道这是周恩来抢占先机的一计。2月28日后，郭汝瑰陪同三人小组以“监督停火，消除摩擦”为由出巡解放区，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贺龙、陈毅等一批中共高层领导。
1946年3月，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郭汝瑰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说：“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从此，心向光明的郭汝瑰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一种特殊的战斗。
5月5日，国民党还都南京。郭汝瑰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6月1日，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试图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突然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
8月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局势不断恶化。
1947年2月，陈诚自荐到徐州，指挥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却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得力的作战帮手，他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开始他认为这个职位是直接屠杀共产党，是对党的一种背叛，便想找借口推掉。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担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你把作战情报给我，不就是另外一回事吗？”
党组织既然要他去当作战在厅长，他欣然同意。3月5日郭汝瑰到职就任，成为共产党埋在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枚“钉子”。
十天后，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和陈诚在会上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3月19日，胡宗南占领空城延安，国民党大肆庆贺。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真的指日可待。
对尽说大话的蒋介石，郭汝瑰很不以为然。4月中旬，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叫郭汝瑰代表他给中央训练团作“战术讲话”，郭汝瑰在讲话结束时，一不留神露了真心：“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轻巧，而天真地去实现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有人抓住这一点，说他与蒋委员长唱反调，壁报上更以《郭厅长在中央训练团走火》为题，扬言要向上级报告。多亏了第五厅厅长刘云翰去解释，说他是十八军的老人，是蒋委员长和陈诚参谋总长信赖的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郭汝瑰着实虚惊了一场，以后他在言行方面便格外注意了。
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要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研究部署下一步方案。郭汝瑰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转用兵于山东，解决陈毅主力；二是转用兵于豫北，消灭刘伯承部队；三是继续在陕北用兵，乘胜追击，消灭共产党中央。蒋介石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准备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
郭汝瑰是作战方案的制订者，很自然就掌握了这些情报。他将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消息报告给了任廉儒，同时还将国民党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况提供给了中共方面。
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郭汝瑰与陈诚、刘斐以及负责情报工作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到蒋的官邸出席了晚宴。晚宴之后，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就在大厅里定下了进攻山东的具体方案，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要“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非常细心地把它记在心里。
当晚回家后，郭汝瑰凭记忆再把进攻方案用文字表述出来。这天深夜，任廉儒来到郭家，郭汝瑰将这些重要的情报给了他——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孟良崮战役方案。郭汝瑰特别提醒任廉儒：“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王牌部队，师长张灵甫在治军上很有一套，又深得蒋介石的器重，所以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任廉儒请郭汝瑰放心，表示一定会把这些情况向党汇报。
次日，孟良崮战役爆发。飞机坦克开路，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开始了！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汤恩伯兵团先进攻莒城、沂水，再进攻蒋峪、临朐；欧震兵团进攻南麻；王敬久兵团以第五军、整七十五师、八十五师进攻博山。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向山东解放区发起猛烈进攻。
5月14日，国民党整二十五师进至黄斗顶山，整七十四师进至马牧池，均遭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痛击。早有准备的解放军以第七纵队牵制住在汤头的第七军整四十八师，以第一纵队截断黄伯韬整二十五师与张灵甫整七十四师之间的联系，第八、九两纵队对整七十四师形成包围之势。张灵甫发现被包围，赶紧命令部队撤退。由于援军被切断、牵制，固守三天后张灵甫被击毙，全师被歼。孟良崮惨败，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蒋介石大悲。殊不知，其中就有郭汝瑰的一份功劳。
“总参”厅长 立功不断
徐州原设绥署，由薛岳担任绥署主任。由于在与解放军的作战中，薛岳连战皆败，蒋介石一气之下撤了薛岳的职，并将该绥署改设为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简称“徐州陆总”。当时徐州陆总的总司令是顾祝同，张秉钧为参谋长。由于在泰安、孟良崮战役中一再失败，张秉钧坚决要求引咎辞职，陈诚于是推荐郭汝瑰接替他当徐州陆军总部的参谋长。
1947年5月21日，郭汝瑰从南京出发北上徐州，就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总参谋长。临行前他发了一封简信，将此事通知了任廉儒。在别人看来，郭汝瑰可谓官运亨通。人事安排变动，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有人在上告他的材料中说他“十三太保，一年三迁”。
徐州陆总的主要任务是进攻沂蒙山区的华东野战军。5月23日、24日两天，郭汝瑰与顾祝同等人研究了鲁南梁邱山地“清剿”计划。6月1日，郭汝瑰与张士希回南京，向陈诚和刘斐汇报作战计划。两天后蒋介石召见郭汝瑰和张士希，明确表示不同意放弃莱芜：“占领莱芜，我军就可以由莱芜进攻南麻等地，直捣共军根据地！”
6月24日，国民党军队用飞机轰炸解放区。第二天，各兵团按计划向沂蒙解放军大举进攻。战役开始时，解放军避其锋芒，使国民党军队占了点小便宜。蒋介石很高兴，对积极执行“重点进攻”的陆总参谋长郭汝瑰也“格外垂青”，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找他。7月28日，解放军不畏牺牲，一举攻下山集，歼灭六十六师，俘虏师长宋瑞珂。
从8月8日起至8月29日的这21天，国民党军队试图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但却一直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8月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使武汉、南京同受威胁，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10月28日，顾祝同打电话通知郭汝瑰参加大别山作战会议。11月3日，郭汝瑰以陆总参谋长身份出现在南京国防部的大别山作战会议上。会上，蒋介石先“训话”，然后由各将领汇报作战情况，最后讨论由郭汝瑰按陆总意见拟定的大别山作战计划。
按陆总所拟进攻计划，应以七、四十八师，二十八、五十四师由夏威指挥分两路进入大别山，到达黄山附近后，再以四纵队（十、八十五师组成）由麻城东进，协助攻击。与此同时，各部队配合作战，整十一师扫荡黄泛区及沙河南岸，再以第五军配合第八十四师向鲁西攻击。这样，使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的解放军部队无法恢复战斗力，无法妨碍国民党大别山作战。
军令组研究的结果，大体同意郭汝瑰的作战计划。郭汝瑰找到机会，向中共方面递送了国民党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以及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此时蒋介石对他的身份依然没有觉察出来，还是经常打电话给郭汝瑰。有一次郭汝瑰称呼他为“总统”，他立即纠正说“还是叫校长好！”。可见，他把郭汝瑰当成黄埔系人，是他的嫡系。
1947年11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三、四、八纵队及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队进逼徐州。紧要关头，郭汝瑰调第三绥区副司令张克侠率过家芳旅担任徐州城防司令。张克侠是郭汝瑰在陆军大学第十期时的同学，曾多次要郭为他设法出任军长，以便掌握实权。当初调他来，是考虑到同学关系好相处，而后郭汝瑰两次去看他，都碰上他在收听解放军的广播。后来才知道，张克侠是个老牌共产党，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
转眼到了1948年。3月23日，在南京开会的郭汝瑰借口去看望在上海养病的陈诚，秘密与任廉儒接头，汇报有关情况。
陈诚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一职期间，由于在作战中连吃败仗，先是让他去上海治病，接着1948年5月被迫辞职。经过国民党内部的权利平衡，取代他的是顾祝同。顾祝同一上任，就要重组国防部，他让韩德勤来劝说郭汝瑰，要郭汝瑰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曾经在作战厅长这个位置上呆过，他不想再回这个位置上去。但顾祝同先斩后奏，已经报请蒋介石了。
郭汝瑰不想要作战厅长的位置，很多人却盯着不放。郭忏、刘云翰等人都来劝说郭汝瑰，为的是将来安排战斗序列时可以照顾一下已经在军中不得志的“陈（诚）派”将领。郭汝瑰向任任廉儒汇报后，任廉儒还是坚持要他去当这个作战厅长。他对郭汝瑰说，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机密军事情报，减少解放军的损失，争取主动权。
同年6月14日，“徐州陆总”的牌子被摘下来，取代它的是“徐州剿总”。刘峙担任“剿总”司令，李树正担任参谋长。经蒋介石批准后，7月7日，郭汝瑰再度就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
回到第三厅厅长位置的郭汝瑰，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不断为解放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
辽沈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对东北剿总卫立煌所部14个军约60万人进行反击，困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城市的国民党军队孤立无援。长春被围后，国民党紧急召开会议制定解困长春、沈阳的作战方案。郭汝瑰等人向蒋介石汇报东北作战意见，主张如果10月底还不能向长春空运所需过冬物资，则必须突围，沈阳则适时加以援助。蒋介石指示：“先电长春、沈阳，10月份必须打通长、沈交通。如果此时共军集中在四平一带，国军就打通沈阳、锦州线。等到共军向辽西移动，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三厅按蒋介石的指示拟定东北作战方案，蒋介石略加改动后即让郭汝瑰飞往东北交卫立煌实施。这些情报和国民党解困双堆集团的企图和计划、1948年11月底的国民党江防计划、12月初的国民党宁沪地区江防要塞图等，都被郭汝瑰送到解放军手里。
淮海战役开始后，身为作战厅长的郭汝瑰一再诱使蒋介石临时改变作战计划，“朝令夕改”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一开始就处在被动局面中。早在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何应钦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