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擒故纵 再获信任
胡宗南没有食言，第二天真的请熊向晖的父亲去吃饭。席间谈到熊向晖投笔从戎之事，熊仕昌从民族大义出发，同意儿子到胡宗南的部队服务。
胡宗南觉得，让清华、北大、南开的这些优秀青年上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真是太可惜了，为了不浪费人才，他建议他们入关到陕西去，同时由“战地服务团”改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熊向晖按照党的指示，在服务团中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参加服务团一些成员开展的较“左”的活动。
1938年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服务团所在的凤翔，称找团长李芳兰和副团长洪同谈话，而后特地约熊向晖去谈话。胡宗南此时已不称熊向晖为“先生”，而是夸奖熊向晖是“一棵劲松”，他对熊向晖说：“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你要做革命军人，让你成为黄埔大家中的一员。”原来他是要送熊向晖去军校学习。熊向晖觉得这是个机会，因为胡宗南自己是黄埔一期的，在他的部队中很多主要官员都是黄埔系的人。于是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第二天，胡宗南就带着熊向晖离开了凤翔，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报到。
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所以胡宗南说要让熊向晖成为黄埔的一员。胡宗南控制的这所军官学校，实际上承担着与延安争夺进步青年的任务，是胡宗南培养军官和政治骨干的重要基地。熊向晖是第七陆军军官学校的首批学员，如果纳入黄埔系列计算，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熊向晖则是第十五期。他入学后不久，被当做精英而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随军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离开，还有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分配到胡宗南部做政治工作。
熊向晖有个四姐熊汇芝，准备到延安去。她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一封信给熊向晖，想在去延安之前和他见上一面。没想到这封信被办公厅第2科检查了。和熊向晖一向关系不错的第9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张希贤把熊向晖找去，这位黄埔八期的少校劝熊向晖：“这边要抓人了，叫你姐姐还是别去那边。就是去了，路上也会被抓回来的。再说，就是不被抓回来，胡长官那里，你也不好交代呀！”
为人一向很好的张希贤告诉熊向晖，如果不是他们讲了熊向晖是胡宗南派来的，办公厅第2科都准备逮捕熊向晖了！
毫无准备的熊向晖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因此事受牵连，党组织和他此前为打入胡宗南部所做的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权衡利弊之后，他对张希贤表示，他会去阻止姐姐的延安之行。随即他来到西安七贤庄7号八路军办事处，劝四姐说：“你实在要去，我也不拦你。但是那边生活很苦，你受得了吗？”四姐本来是因为家里供不起她上大学才想去的，去的态度不是十分坚决。经熊向晖一劝，她犹豫了。这样熊向晖就让她留下来，准备在西安给她找份工作。
胡宗南把熊向晖当做日后的助手重点进行培养，对他的学习和生活特别关心。1938年10月，他到军校看望熊向晖，见熊向晖“已有一个军人的样子”了，他非常高兴。胡宗南关心地问起熊向晖家人的事，熊向晖为了争取主动，把四姐想去延安的事说了。对于熊向晖阻止姐姐去延安，胡宗南大加赞扬。听说熊汇芝还没找到工作，他当场写了一个条子，让她到战干4团女生队受训，受训完后安排在战干4团政治部工作。为了解决熊向晖的后顾之忧，胡宗南对熊的家人也关心备至。武汉沦陷后，熊仕昌失业，举家逃难到四川。胡宗南得知后，把他全家接到西安来，安排了工作，还给了一笔安家费。
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1938年秋天熊向晖和另外两名学员被挑出来，准备去做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英文助手。因为形势发生变化，后来这事没做成。但从此事中，足见熊向晖在学员中表现极为优秀。
1939年1月，胡宗南当上了第34集团军代总司令，实力比过去更大了。
在西安的这所学校经过十个月的训练，1939年3月熊向晖他们毕业了。胡宗南很重视第一期学员的毕业仪式，叫校方准备搞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上原定要有两个学员发言，校方挑了两名学员，替他们写好了讲稿让他们背诵。结果预习了两遍，胡宗南都不满意。胡宗南特别器重熊向晖，就指名让他代表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并说不要给他讲稿，让他自己讲。
熊向晖的致词充满激情，他说：“终南山下，湘子河边，今天我们离开操场，明天将进入战场！”一番慷慨陈词之后，熊向晖最后说：“今天我们遥祝我们的校长，身体健康！”熊向晖事先没有专门准备，是即兴发挥的，能讲到这样，胡宗南极为满意。学员们都知道，所有分校的校长都是由蒋介石担任的，胡宗南以主任名义负责第七分校的事务。熊向晖受胡长官的器重，同期的学员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果然没过多久，胡宗南就把熊向晖找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也复杂得多。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的大家庭里，我考虑了不少人选，觉得还是你最合适。我准备让你当我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胡宗南原以为熊向晖听了这话后一定会非常高兴，谁知熊向晖却说：“非常感谢您的器重，可向晖不敢从命。”
“那是为什么？”胡宗南心里说，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能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做事，可以获取很多重要情报，这正是周恩来当初设定的最佳目标，熊向晖求之不得。但他欲擒故纵，故意给胡宗南解释说：“我认识您时间不是太长，还不到一年半，对您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但不少人知道我是清华大学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党国很多人视‘民先’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样我就有‘左’倾嫌疑。有这一点，如果在您的身边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恐怕别人会说闲话，这样会对您不利。”
胡宗南想，熊向晖年纪不大，没想到这么老成。别人处处为自己着想，他却懂得为长官着想，这样的人才真是难得！胡宗南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就应该提拔这样的忠义之才。他态度坚决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别人说什么你就不要在乎了，何况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既然胡长官如此信任向晖，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的期望！”熊向晖说完，给胡宗南敬了个军礼。
毕业典礼一周之后，学员的任职令和分发令全下来了。熊向晖这个中队，少部分留校，大部分分发到各部队，熊向晖被胡宗南指定做他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少尉军衔。
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后，熊向晖正式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他要处理日常电文及一些杂事，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熊向晖起草的电文，言简意赅，表达的意思却能恰到好处，胡宗南认为非常好。除了亲戚的来信，胡宗南信件都由熊向晖处理。胡宗南讲话时喜欢说大话，爱出风头。他要求给下属的讲话稿短小精悍，充满激情或豪言壮语。熊向晖摸透了他这个特性，写出的讲稿往往能让他感到满意。因此，这项工作是其他秘书代替不了的。帮胡宗南写过几次发言稿后，他对熊向晖更是另眼相看，赏识有加。
机要秘书 一救中央
随着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微妙变化，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战术，为了表示“诚意”，停止了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这样一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得以喘息，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筹划新的反共阴谋。
中共方面很快发现国民党的这些变化，极需要掌握他们反共的具体方案。1939年12月，门卫通报有客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出来迎接，一下子就认出来人是他在南京中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许立群。许立群1937年2月在清华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熊向晖。许立群说是蒋南翔让他来找熊向晖的，熊向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许立群，同时介绍了胡宗南的情况。1940年吴德峰来找过熊向晖几次，代表组织向他了解胡宗南对抗战的态度等。吴德峰还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胡宗南，并引导他向好的方面走。
刚到胡宗南身边时，熊向晖对他“向好的方面走”还抱有某些幻想。但自从胡宗南派特务杀害搞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后，熊向晖认识到胡宗南是个彻头彻尾的“拥蒋派”，反共坚决，不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如果不是组织上让他潜伏，他甚至曾经产生过刺杀胡宗南为宣侠父报仇的念头。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共两党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随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要了解国民党的动向，更需要了解直接面对延安的胡宗南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因此派王石坚长住西安，专门负责与熊向晖联系。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级学生，因从事学生运动、救亡运动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他在苏州反省院表现得非常英勇，斗争很坚决，周恩来对他很欣赏。“七？七”事变以后，周恩来把他保出来。
熊向晖的精明强干，使胡宗南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助手，心里甚是高兴。他喜欢带熊向晖出席各种场合和应酬，每次熊向晖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1941年1月，胡宗南去西峡口会见汤恩伯，他微服出访，除了司机只带了熊向晖和另一个随从。返回途中，1月16日他们夜宿在一个乡村的私塾里。胡宗南呼呼大睡，随从也睡了。深夜一觉醒来，他发现熊向晖笔直地站在私塾门口为他站岗。胡宗南深为感动，大夸熊向晖忠心，从此对他更是深信不疑。
王石坚到西安后，由陈忠经帮他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此时，陈忠经已经于1940年秘密入党。熊向晖与王石坚是单线联系，与陈忠经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尽管陈忠经当了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长，但胡宗南对他不放心，曾经叫他喝血酒。关键时候，熊向晖帮陈忠经说话，化解了胡宗南对陈的疑虑。
熊向晖直接找王石坚不大方便，所以他们见面，经常是在陈忠经家里。有时候，熊向晖也通过陈忠经向王石坚传送情报。陈忠经只在西安3年，他的主要功劳还是在掩护王石坚上。王石坚最初没有电台，都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子健那里发报。
1943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此时，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这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了兵力。
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密电胡宗南，要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于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熊向晖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了我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王石坚。
蒋介石原定6月底完成攻占延安的目标，但不久爆发了回民起义，朱绍良不得不动用胡宗南的第38集团军对起义进行镇压。镇压起义的胡宗南部队到6月底也没完成镇压任务，使蒋介石的原定计划不得不改变。他让胡宗南从防守黄河的第34集团军抽2个军补充因第38集团军缺席造成的兵力空缺，并下令必须在7月9日发起对延安的攻击行动！
为了确保做到此次军事行动的保密，蒋介石密令参战部队先派少量先遣部队移动位置，大部队在进攻前两天才到达攻击位置。这一作战计划，只限于参加作战会议的总部人员和参战各军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才知道。作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当然知道这一阴险计划，他在第一时间将情报送达给了王石坚。中共驻西安的情报机关立即向延安发报，将这一紧急情况告知毛泽东和朱德。
此时中共方面军队的主力都已调出陕甘宁边区，在外与日军作战，只剩下唯一的主力部队是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的359旅。延安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危在旦夕！怎么办？！中共方面接到熊向晖的情报后，紧急商量对策。
调军队回来已经来不及，在这紧要关头，延安方面机智地借助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7月4日，熊向晖接到了中共方面朱德发给胡宗南的明码电报，电报中提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熊向晖一接到这份电报，立即交给胡宗南。胡宗南一看，一下子泄了气。他叹了一口气，说：“共产党这一手，实在厉害！”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这仗“还打不打”的问题。对此众说纷纭，胡宗南最后做出结论：“共党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故只好罢兵。会后，根据熊向晖的建议，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气得直骂娘。蒋介石在无奈之下，7月7日复电同意罢兵。由于泄露了情报，中共方面已经做好准备，加上共产党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舆论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只好取消了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关键时候，熊向晖用准确的情报，第一次挽救了党中央，挽救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