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功处变 经受考验
刚到重庆之时，沈琬思想上出现过很大的波动。一天她秘密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汇报了工作后，看到不少进步青年陆续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通过办事处介绍奔赴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沈琬心中十分羡慕，思想上产生了波动，总觉得自己长期在国民党官场里，要把革命激情深深埋在心底，表面却要敷衍那些革命的敌人，感到十分憋气和苦恼。她产生了去延安甩手干革命的愿望，便迫不及待地向博古提出要求去延安。博古同志不同意，沈琬又去找董必武。董必武笑笑说：“这怎么行，你走了谁来当小速记？”周恩来得知她的心思后，百忙中专门找她谈话：“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你要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沈琬听从了周恩来的话，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要在大会上作重要发言。1月21日大会开幕，主持人是蒋介石，沈琬端坐在速记席上。蒋介石作报告时，沈琬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这是沈琬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也是她第一次为如此重大的会议作记录。
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准备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如撤销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军政组织等。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共的合法存在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等，事关重大。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与中共的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沈琬将他的讲话一一记录下来。
在五中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中共军队的新阴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们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两个文件，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琬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后来中共中央根据沈琬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两个文件编入《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这边会刚开完，那边共产党就什么都知道了？！蒋介石大为恼火，要求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查情报是怎样泄密的。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那位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这些情报正是从她那里传给共产党的。
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琬担任速记。沈琬有时将自己的速记底稿，译成汉字，深夜由华明之负责摘要整编，密写密藏；有时她从印刷股“偷取”印得不清楚的“绝密件”，回家由华明之在小灯下描清、剪边、密藏，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1939年春，沈琬身染肺结核，此病一旦被与会者知晓，轻则病休，重则辞退。为了保住这个重要岗位，她隐瞒病情，工作时强忍咳嗽，实在隐忍不住，便冲进厕所，猛咳至吐血，待气息平稳后再进会场继续工作。为了革命情报，她不得不带病工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琬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的军事部署，研讨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措施，还决定在浮图关举办中央训练团，受训人员均为国民党大小头目，朱家骅主讲“调查统计”。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及朱家骅的讲稿，沈琬均及时送交中共南方局。
转眼间，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多。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琬的表现，考虑到沈琬的入党申请，认为她经受了严峻考验，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了贡献，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决定接收沈琬入党，由卢竞如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并代替吴克坚负责同她秘密联系。这样沈琬经南方局组织部长“特批”，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朱家骅1939年11月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统局局长。有趣的是，这个特务头子有一次去中央训练团讲授谍报课，讲稿竟是沈琬和华明之帮着完成的。朱家骅要讲中统局特务机构的概况、职能、活动方法及手段，讲话稿本来应该由其亲信秘书杨公达起草，不想杨公达却把沈琬找来，对她说：“局座的讲话，你速记了还得整理，不如你先帮我把那讲稿整理出来，我改改就行了。所需资料我提供给你。”大秘书使唤小秘书，杨公达自以为得意，当时董必武正需要敌人特务机构的情报，岂知这是帮沈琬的大忙。
1941年初国民党不顾抗日大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新四军九千余人除2000人突围外，包括政委项英在内的其余六千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形势对中共南方局极为严峻，一批干部转移到延安，其中就有与沈琬联系的卢竞如。卢竞如走后，上次指派徐仲航与沈琬单线联系。
徐仲航，1909年生，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4月，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徐仲航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他参加“东总”的党组。同时，徐仲航又是中央特科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就包括沈琬。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
这年10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一批国民党铁杆反共分子在会上商讨反共问题，策划新的反共阴谋。当时沈琬怀孕八个多月即将分娩，山城重庆的路街上坡下坎的，当沈琬得知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时，气喘吁吁的她仍坚持每日上班，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在这次会议上，亲日派的何应钦做了《关于共党问题的报告》，特务头子徐恩曾提交了《对中共的处理问题》和《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两份文件。她在副官室目睹了何、徐的文件、报告，草案不便带出，她便以练就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专业素养强记，然后返回办公室用速联符号记下来。一次记不完全、记不准，再找机会速览速记。这次会议的所有绝密件全被沈琬拿到，她将这些文件的内容及时报告给了徐仲航。送到延安后，毛泽东在情报上作了重要批示。
谁知1942年8月，风云突变。按约定，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的领导人徐仲航应该前来联系了。可是，他没有来。徐仲航的公开身份是在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他为了方便工作想披上一层保护自己的虎皮，曾要沈琬为他搞一个“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党证。沈琬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只是党证没发给他。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徐仲航还是没有来。沈琬、华明之焦急万分，但又不知徐仲航的住址。商量后，沈琬以她国民党机关同事的身份给老徐写了一封联络信，声称孩子生病，欠他的钱要等下月才能归还。他们想以信探路，可是徐仲航仍是杳无音讯。
原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有三人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其中就有中共南方局派来领导沈琬、华明之的徐仲航。徐仲航不幸被捕，使沈琬、华明之夫妇面临暴露的危险。徐仲航一出事，周恩来马上想到了沈琬和华明之的安危，但没等他以他的方式作出反应，“军统”方面就拿着这封信找到中央党部，点名要见沈琬。接着来了两个不速之客，说是要找沈琬谈话。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沈琬决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她说她不认识这两个人，让传话的人撵他们走，谁料那两人就是赖着不走。他们说他们奉上峰的差遣来见沈小姐，沈小姐避而不见，他们不好回去交差。沈琬只好起身下楼，来到他们面前。来人拿出沈琬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问是不是她写的。沈琬瞥了一眼，点头称是。来人追问琬：“为什么找徐仲航借钱？”并说徐仲航是共产党，已经被抓起来了。
沈琬看他们的模样像是两个小特务，又一听，只是问信上的那些事，料他们也没掌握什么证据，便抬出“大靠山”来压他们：“小职员向朋友借几个钱算得了什么？你们有事向朱家骅秘书长报告好啦。”说罢便将两人撂下，扬长而去。
在这之后，沈琬、华明之每天都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他们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作了最坏的打算。沈琬想起革命引路人鲁自诚三次被捕，三次遭遇酷刑，鼻梁骨被打歪，胸口烫伤，宁死不出卖组织。她要向他学习：一旦被暴露，一定坚守党的秘密，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打定主意后，他们心里坦然了许多，每天又都照常上班，表现得若无其事。他们不露声色，静观其变。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处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沈琬谈话，他开门见山便问：“你了解徐仲航吗？”沈琬回答说：“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直，对朋友讲义气，在正中书局工作。”处长又问：“你知道他被捕了吗？他是共产党！”沈琬断然说我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处长又说：“你年纪轻，不懂事，前些日子还帮人家搞‘特别入党’，有多危险呀！”听处长口气是上级对下级的批评，没有再追究的意思，沈琬赶快顺水推舟，委屈地说：“是呀，处长，我只知道介绍人入党是好事，好在党证还没有办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介绍人入党了！”
沈琬已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骨干，且有朱家骅这个后台，国民党也就在小范围内批评帮助作罢。事后得知，被捕的三人中，李羽军病死狱中，孙复起自首，但他不知道党的秘密。只有徐仲航知道党的秘密，虽然遭到酷刑拷打，徐仲航顶住严刑拷打，什么也没有招供，保护了党组织，也保护了沈琬、华明之。后来阎宝航找到在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德高望重的李济深，说徐仲航是他多年抗日的老乡，不会是坏人。李济深通过军统局局长戴笠，才将徐仲航保释出来。这是后话。
沈琬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加上徐仲航的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使得整个危机没有演变成为灭顶之灾。沈琬一如既往，继续栖身敌营，战斗在敌人心脏。
失散蛰伏 再临考验
徐仲航被捕，使沈琬夫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重要情报送不出去，沈婉和华明之如坐针毡。沈琬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我每天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手销毁。”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使沈琬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或其他同志，可她清楚，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中共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地下工作有地下工作的纪律，不是在特别危急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去找上级组织的。沈琬牢记周恩来关于“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她默默地告诫自己：绝不能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她相信，组织上是不会忘记她的，一定还会派人来和她接头。
家是联络点，他们拖儿带女，不仅坚守情报岗位，还坚持不搬家，目的是便于组织上派人来联系。沈家居住的房子，一楼是碾米的作坊，机器一开全楼颤动。遇上暴雨，三楼下大雨，沈琬住的二楼下小雨，家里到处都是水，有时夫妇俩不得不一人一把伞，搂着孩子缩在角落里。沈家隔壁，就是国民党宪兵队驻地，刑讯室终日拷打“犯人”，夜深人静时，凄厉的惨叫声传出老远，让人毛骨悚然。有时隔壁惨叫声把两个孩子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其间，沈琬曾有过几次搬家的机会，但她都委婉谢绝了。夫妻俩知道，这10平方米的破旧小屋，是与组织接头的联络点。在漫漫的长夜中，夫妻俩互相勉励，互相安慰，坚守岗位，不忘职责。他们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来找他们的！
1942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民国元老张继在会上哀叹：“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接着，他话锋一转，直面蒋介石，大声说道：“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当时沈琬也在蒋介石身边不远，她心里“扑通”跳了一下，但表面不露声色。蒋介石当场板着脸，拂袖而去。其实，张继自己又何曾想到，当时离蒋介石比他坐得更近的那一位小姐，就是那位低着头、一直默默记个不停的速记员，正是让他一“提起”就要“汗流浃背”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琬速记水平高超，就请她去做速记。宋美龄讲上海话，很多人听不懂，而沈琬在上海生活过，能听懂她说的上海话，因此成为最佳人选。1943年5月，沈琬首次被安排为宋美龄的讲话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琬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工整抄录，并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封面上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美龄看了非常满意，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琬带在身边。此后每次替宋美龄速记前，沈琬都会找出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她认为“这样去见她才显得比较得体”。这样，沈琬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继续潜伏生涯的沈琬，一举一动特别小心。为了不被敌人怀疑，她家里从不放进步书报；她穿着打扮入时，常看美国电影，过年过节总要去拜访上司。她还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挂在屋里，外人都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所有这一切，没有让国民党特务盯上这个真正的红色特工。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仍由蒋介石主持，沈琬到大会做速记。国民党这次“六大”是针对共产党的“七大”而召开的，会上确定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中共。坐在主席台上作记录的沈琬，听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诬陷，心里非常气愤，但她不能表露出来。会议确定，在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通过了《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强调要建立全方位的反共体系；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中共。沈琬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中共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过去。
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讲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沈琬深知，当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国民党反动派还为一己私利，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现在外侵解决了，内部矛盾必然白热化。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立场不可能改变，内战不可能避免。沈琬意识到情报工作此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可党为什么还不派人来联系呀！夫妻俩很着急，他们商量后决定：到了危急关头，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主动去找党组织。
其实，上级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与党失去联系整整三年后，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有人敲他们家的门。打开门一看，是他们原来的领导吴克坚。吴克坚从延安来，代表组织和他们重新接上关系。与组织失散了这么久的沈琬与华明之，就像失散的孩子找到了家，喜极而泣。重新与党组织接上了线，沈琬把“断线”期间收集到的一些还有价值的情报全部交给了吴克坚。吴克坚告诉沈琬，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他代表上级组织表扬了沈琬夫妇，提醒他们要注意隐蔽和保护好自己，并传达了中共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中共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中共组织报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中央常委会和军事会议上密谋策划全面反共。沈琬、华明之立即将这重要情报及时报告了组织。党中央为了斗争的需要，立即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严正指出，停战协定签订之际，国民党秘密调动部队，抢占战略要地，破坏和谈协定。这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头头们万分惊慌，要追查最高机密是怎样泄露出去的！
有一天下班时，机要处长向大家宣布：“出大事了！上级要求机要处专门开会查找泄密漏洞。”沈琬听后心里一惊，要查泄密之事，担任速记的她自然难脱干系。她和华明之这对革命伴侣，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夫妻俩又是一个难眠的长夜，跳跃着烛光的蜡烛燃了尽，尽了又燃。沈琬和华明之有了上一次“突发事件”的经验，决定冷静分析，沉着应对。他们在苦苦寻求着具体的办法。华明之心生一计，说：“我们何不转移视线，将矛头引向敌人身上？！”沈琬顺着思路，进一步发挥：“对，可以利用处里领导抱团排外的心理……”
第二天，在气氛紧张的泄密查找会上，沈琬随意说了一句：“中央社的××记者常来会场，最近可是来得更勤了。”她的这句话犹如石击湖水，立即引起一片涟漪，获得到了她的上司、同事的共鸣。大家都讨厌那个记者，知道他是专门派来监视内部工作人员的特务。于是她的上司把那个特务记者当嫌疑汇报上去，因为该记者有后台，查来查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1945年底至1946年初，蒋介石连续多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中共军队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琬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沈琬提供的这些重要情报，为我党我军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