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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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再谈国民性(4)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镖局的时代之困

好些行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会逐步消失,但由于本身的色彩,却留在了传说和小说里,让人说个没完。镖局行,就是其中的一个。

干镖局,人们很容易想起走镖押运这回事,武侠小说里每每提到,几个镖师,押着一行手推的独轮镖车,一路上喊着“和吾”的号子,碰上劫镖的强人,说茬了,两下一通乱打。一般都是镖师败绩,然后冒出来一个抱打不平的,救了镖师,保住了镖,然后展开后面的故事。其实,当年的镖局行,不仅仅是押运金钱和贵重物品,看家护院,给当官的和有钱人当保镖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有的官员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到镖局雇人保护。有的地方,连赌场和妓院,也会请镖局的人看场子。

当然,镖局给人印象最深的买卖,还是走镖。走镖最怕的是失镖,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镖师固然有两把刷子,但关键还是要跟黑道搞好关系。镖局跟盗贼一样,是吃江湖饭的,用他们的行话,是吃朋友饭的。朋友是哪个?盗贼,或者说绿林好汉。没有了盗贼,谁还雇保镖呢?话这样说,也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护镖的跟拦路抢劫或者偷盗的是对头,镖师的功夫就是用来对付盗贼的。但走镖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拼死打,不惟死伤惨重,而且镖也未必能护得住,这碗饭就甭吃了。所以,干镖局的老板,必须得跟黑道拉上关系。无论是偷的,还是劫道抢人的,都得有联系。好在,那个年月,黑道也有道,东南西北,不管来头如何,未必有当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组织联系。找对了人,拉上关系,背熟了黑话,就算找到组织了。走镖的时候,如果碰上劫道的绿林中人,一般都会在道上放一个标志,镖师们一见就明白了。然后两下搭话,黑话一通,互相称兄道弟,走镖的人,有一个意思必须表达清楚,就是他们是吃道上弟兄赏的饭。一般来说,只要黑话系统一致,对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和平通过的。真要开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组织”不讲规矩的空子。据走过镖的镖师讲,这样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上一次。

反过来,如果江湖上的盗贼想进城耍耍,城里的镖局也得照顾,管吃管住,还得防着别让官府把贼给拿了。住在镖局的贼头真要是让官府拿了,那么以后这镖局就不要走镖了。当然,贼进城,是耍耍的,不是来作案的,所以官府里做公的也乐得放一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为镖局一般都有靠山,朝里有人。即使北京城里的五城公所、九门提督,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