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邓小平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回转心意”。毛泽东只好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另寻新的接班人。同时，毛泽东也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再一次保护了邓小平。二是对“四人帮”
不满意，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四人帮”根本不可能保持中国的稳定团结，这也就难以保证“文化大革命”不翻案，也不能保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三是对华国锋放心。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虽然政治水平不高，但为人厚道，能为大家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好，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华国锋仍然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仍然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在华国锋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的序言中写道，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按照这种理论，也许中国现在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把这一套抛弃，即使‘四人帮’没有了，我们国家又会怎样发展——恐怕还是要亡党亡国”。
是邓小平把中国从亡党亡国的道路拉回来，走上了兴党强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起草党的十一大文件时，邓小平曾提过意见，可是文件起草人不肯听他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和战略措施，来纠正十一大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错误，把中国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拉回来，导向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首先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从思想路线上解决未来中国发展方向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既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把全党在新基础上团结起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正确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力量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了战略目标和步骤。邓小平的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有今天，完全得益于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也许还关着门在搞“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也许如于光远讲的已亡党亡国了。因为有邓小平，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吗！
第二，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进程。
邓小平战略思想的价值不仅把中国导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而且始终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积极稳妥的进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联系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就能更深刻地体会邓小平战略思想的伟大和科学价值。
１９８９年５月，戈尔巴乔夫以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同邓小平会谈。当时的戈氏正以“新思维”蜚声世界，赢得“年轻有为的共产党改革家”的美称。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却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使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解体，既不会是戈氏的希望，也不会是苏联人民的要求，甚至西方国家也不会估计到是这个结果。当苏联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的俄罗斯时，我们更多体会到邓小平的英明和伟大——更加体会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管用——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苏联的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戈尔巴乔夫的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作了分析。他认为１９８５年前的苏联是像一块磐石那样的庞然大物，把一切美好的与丑陋的、高尚的与罪恶的东西都搅在一起并使之高度浓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这个庞然大石块滚动了，摧毁着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大石块时，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确实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因为苏联是个庞然大物，也不只是实际上不能控制改革的速度。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战略上，在根本问题、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住。通过对苏联失误的分析，也就体会到邓小平理论的价值了。
苏联改革失误首先表现在总体理论上的失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上，戈氏以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化为理论支撑。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化的理论包容度和解释域是非常有限的，既不能为苏联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方向性和步骤提供充分的理论说明，也不能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和修正，反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管在理论包容度，还是在理论的解释域都近似于无限。在历史问题上，戈氏以公开化为指导不仅把斯大林翻了个底朝天，而且直指列宁，这等于自己掘了自己赖以立身的历史根基和历史合法性。
相比于邓小平的“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把对毛泽东的错误定位为晚年，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改革的战略部署上，戈氏从政治民主化开始，结果一迈腿就陷入困境。邓小平从农村改革和建立经济特区着手使改革开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全面改革开放打开了突破口。
在外交问题上，戈氏过于强调妥协、过于相信西方。中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不打别人的牌，不坐别人的车。戈氏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讲“人的尊严、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只讲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不讲战争的根源，否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相比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也就不难理解苏联改革的结果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除了整体理论上的原因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实践中能把握住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转折关头的转折问题。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承受压力，出现分歧，面临困难，遭遇风险，都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智慧、胆识和战略驾驭能力，就要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和重要转折关头体现出来，始终把握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实际进程，这也正是邓小平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的科学价值所在。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为了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进中国转入全面改革开放，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针对一些人以解放思想为名，借改革之实，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及时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思想，使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走了正确的道路。１９８３年７月，针对刑事犯罪高发，邓小平果断地采取措施进行“严打”，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１９８５年又把改革全面推开，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１９８６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１９８９年平息政治风波，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抵制西方国家的制裁，排除苏东剧变带来的干扰，坚定继续改革开放的方向。１９９２年春，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警示，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排除了干扰，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胜利地进入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