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有的人擅长于开拓创新，能够提出或创立新的理论，新的战略策略，有的人专心于实践，务求实际工作的成效；有的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些问题上能够做到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却难以贯彻于自己的一生和全部工作。邓小平的一生，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所以能够做到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提出并实践“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原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靠什么来辨析，一般人们会说用实践来检验。虽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还停留在哲学的理论的层面，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不好把握，还要把它进一步具体化才能作出辨析。就像“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批判了“修正主义”，取得了“反修防修”的伟大胜利，虽然造成了一些破坏，但成绩是主要的，要“三七开”，要肯定。如果用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去检验，马上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要否定。
拨乱反正，要改革开放，正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深刻认识和改正而提出来的。那么邓小平开拓创新提出来的成果，即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什么来衡量呢？
也看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见，“三个有利于”从理论上讲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具体化，从实际意义上说，则为任何理论和政策的开拓创新，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目标和检验的具体标准。
政治家、战略家开拓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战略和决策，必须在实际中贯彻和落实，这就决定了政治家、战略家一定要有务实求效的思维品格，使开拓创新与务实求效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的思维、思想、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都是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邓小平的务实求效，就是务生产力的发展，务综合国力的增强，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求效就是看实现“三个有利于”的实际效果、实际速度、实际效益。也正是“三个有利于”使开拓创新与务实求效统一起来。
从理论上讲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必须有一个正确、具体、可操作的并贯彻始终的目标指向，从具体实践上说，这样的目标指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域是各不相同的。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有三个目标指向或“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动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于发展壮大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是否有利于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三个有利于”实现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毛泽东的理论、胆略、才识和经验，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实现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再创理论和业绩的辉煌。可是，毛泽东却屡屡失误，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确立一个正确的贯彻始终的目标指向。１９５７年前，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强大的国家。１９５７年以后，这个目标指向让位于尽快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这个超越实际的空想目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反帝反修”为目标指向，“文化大革命”以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结果毛泽东“开拓创新的成果”
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务实求效”的是这种理论的贯彻落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普遍展开。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就在于他提出并坚持了“三个有利于”，使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统一。
六、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科学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切，都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密不可分。作为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国际战略家，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又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当代战略思想体系。
他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新判断、改革开放的战略总设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新探索、祖国统一战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新思维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等战略思想，从全新的角度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
邓小平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几十年革命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结晶，是中华民族进取于世界并贡献于人类的又一战略理论。邓小平战略理论的科学价值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成就越来越显示其科学价值和真理的光辉。
对历史人物和理论价值的评价，离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历史就像一黑色方块上堆了一些好像毫无规则的乱码，近距离是看得不太清楚的，退后看，用心看，才能把纷纭复杂的历史看得更明白。邓小平战略思想与他的理论一样，其形成过程就是不断认识和评价其价值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早已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价值作出正确的回答。这里从今天的视角，对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科学价值谈些认识。
第一，把中国导入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１９８０年８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问，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指头。对此问，邓小平回答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位走笔天下、闻名于世、阅历丰富、个性极强的记者在采访后，不同寻常地说：“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因为没有邓小平，中国也许还搞“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把中国导入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讲，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中国有了毛主席，缩短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使中国革命更快地取得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样的道理，因为有了邓小平，中国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才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想想“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害，再看看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难道这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吗？
毛泽东晚年的安排和政治遗产，是在他“百年”后中国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他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公布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和他的重要指示，给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定调子，作结论，为中国指明方向——后人不仅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另一方面做了人事安排。一是对邓小平失望，只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并置于接班人的安排之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会打仗，能治国，同时要求邓小平不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他“百年”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不能否定它；允许治理整顿，但不能全面改革；允许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不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推荐、重任、批评、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