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中，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历史机遇，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设计了中国发展战略，引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经历了三个重要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要改革开放，就必须从理论上纠正“左”的错误。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１９８７年４月３０日，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角度，又一次强调：“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在邓小平看来，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左”的极端。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运动，但是，“左”的思想并没有消除。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维护毛主席的威望为名，实际上坚持了“左”的路线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经济建设仍然处于徘徊状态，改革开放根本迈不开步。
邓小平认为，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中国才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听取中央宣传口工作汇报时，最早提出来的。他讲，凡是毛主席讲过，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１１月３０日，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１９７７年１月，起草３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写作班子，根据华国锋的指示精神作出了概括，形成了“两个凡是”第一版的表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后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这样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２月７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这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原因，是华国锋需要“两个凡是”来维护他的地位，因为他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则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了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叶剑英第一个出来反对“两个凡是”。在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要华国锋在报告中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好一些，以便邓小平尽快早一点出来工作，使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叶剑英还明确说，“两个凡是”不行，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同时他又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实际上是以毛主席批示为理由，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的正确主张。这样，从理论上就出来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明确提出了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批驳。他讲：“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坚决反对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照搬毛主席话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这么讲，列宁、斯大林也没讲过，毛泽东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党，是经过反复考虑才提出来的。“两个凡是”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看待，而是将其割裂开来，认为毛泽东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毛泽东是绝对正确，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论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讲：“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当前恢复实事求是最重要。后来，邓小平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全国教育工作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这些论述，不仅是对“两个凡是”的冲击和批判，也为稍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
第二个回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彻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真正准确地完整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还需要一个思想的大解放。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和倡导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下，胡耀邦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１９７７年３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指导，以《理论动态》为主要阵地，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５日出版了《理论动态》的创刊号，这一天也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日子。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针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不仅批判了“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对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做法也进行了批评。
因为这是直接针对华国锋于５月１日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的。华国锋的文章在理论上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强调依然要“抓党内走资派”，依然要“继续反右”。在政治上，《“继续革命”
问题的探讨》一文，是为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理论准备的。正是因为如此，《理论动态》创刊号一经发行，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党校出版了新时期的《新青年》”的消息，就在京城传开了。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于这种仍然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仍然还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邓小平显然是很不满意的，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突破口。所以，在十一大闭幕词中，邓小平只是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时候，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就总结我党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条是以实践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他强调：“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来检验，离开实践或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的。”胡耀邦这时已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并把它贯彻到平反冤假错案中去。１９７７年１２月，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针对“凡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的案不能翻案”的说法，坚定表示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但是，真正对“两个凡是”从理论上、政治上造成全面冲击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胡耀邦具体组织下，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在《光明日报》发表，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的人的非难和反对，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对此，邓小平在５月３０日与胡乔木等人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明确表态支持。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不敢搞。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问题。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两个凡是”，但从理论上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实际上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和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后来，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或谈话，更明确表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１日，他对中宣部负责人讲：“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第二天，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８月１９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他讲：“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
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１０月１４日，与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是太少。”“过去我们在各个根据地，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实事求是问题涉及四个现代化，涉及党风、民风。”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反映了他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了解、认识过程：开始是提出不要设禁区，要放开讨论；接着是表态，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最后把实事求是提高至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和关系到党风、民风甚至“垮台不垮台”的高度来认识。这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步发展成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回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２２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全会前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１１月１０日-１２月１５日）。１１月２５日，中央常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这个意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