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５-６日，发表于《现代传播》２０００年４期。
被访者：陈力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者：郭镇之，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教授。
你对“舆论监督”的概念的见解。
舆论监督，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对权力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政治家、文学艺术家、演员、有意面向社会的企业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其中也应包括着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表达看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表达的内容可以是赞扬、建议、批评，其中主要的形式是批评，因为这种形式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监督”并不意味着就是批评，而是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通过议论形成一种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轨道里活动，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的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影响力不在于它拥有什么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造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公开表达的公众的集合意见。因而，舆论监督的特点与党和国家机关各个系统的“内参”、“要报”等不同，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
但是，现在我国社会中流通的“舆论监督”，已经不是舆论学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了。由于舆论监督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渠道、监督的形式又主要以批评为主，因而这个概念演变成了大众媒介的批评报道，报道中包括公众通过媒介反映的意见，也包括不是公众反映的、由媒介自己发现的问题和表达的意见。
也可能媒介发表后产生影响，转变成公众的意见。新闻与舆论本来是有联系的两种不同的信息形态，但是现在“新闻舆论”变成一个同位语词组在社会语言中流通，因而“舆论监督”这个词汇，实际上可以几乎同等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简称“媒介监督”或“新闻监督”。我们在非学术场合，不得不在这个意义上谈舆论监督，否则会发生交流中理解的错位。
如果在一般场合下听到“舆论监督”的概念，通常就是指媒介监督或新闻监督，而不是完全意义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和媒介监督这两个词的内涵，有较大的交叉部分，现在基本合一到“媒介监督”这个相对狭窄的内涵上。即使媒介监督，本来应该把对监督对象的赞扬和工作建议也看作一种监督形式，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只把批评（曝光）视为是监督，所以实际上当谈到媒介监督时，通常特指批评报道。
由于舆论监督演变为媒介监督，舆论监督本来的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征，在我国目前的新闻体制下，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有时某些批评报道是领导授意和组织的，或者是媒介自己有计划开展的。这算不算舆论监督？如果这种监督得到群众的支持，那么后来的同一内容的媒介批评报道，可以转变为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得到群众的响应，不应看作是舆论监督。
就媒介监督而言，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因为还有领导授意等的例外）应是公众或记者的表达自由，通过媒介传播的形式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效果。让公众知情，是这种监督得以有效的前提；曝光是关键的手段；监督则是曝光后因公众的传播和产生社会共鸣，对监督对象造成的精神上的道德压力（客观效果）。
你对近年来中国舆论环境和舆论监督空间的评价。你同意“新闻自由”这个提法吗？你认为目前的舆论空间是否足够宽松？如果存在问题的话，存在的是哪些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以法治国”观念的普及，近年我国的媒介监督获得较快、较广的发展空间，公众有了较过去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机会，对于媒介监督也比过去更看重了。但是同时也要指出，现在这种监督与各方面发生的矛盾冲突也显得多起来。一定意义上，这并不是坏事，而是说明各方面开始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而媒介监督开始作为协调利益冲突的中介，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并非完全是好事，如果媒介监督在社会中被公众寄予过大的期望，亦说明社会的其他监督机制存在问题，需要总体上对各种社会监督机制进行调整。
舆论环境是指一定范围内各个层面各种舆论的总和。你这里提到的“舆论环境”不是舆论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允许自由发表意见的程度，是不是这个意思？“新闻自由”不是谁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我国法律中已有的概念，例如全国性的法律香港基本法第２５条，就有这个概念。你说的“舆论空间”似乎是指允许公开舆论存在的空间？我认为目前尚没有达到理想的宽松状态，各种利益，特别是各种地方利益对于涉及自身的正常的媒介监督不予合作，甚至有意干扰。但是，在媒介一方说来，也存在问题，即要在实行监督这样严肃的问题上，不得有为自身牟利的动机，包括媒介自身的公关动机。监督本身要有法治意识，防止出现以非法治的做法或观点来宣传精神文明和法制。在操作层面，记者编辑对于职业工作准则和职业道德，知之不多，也是出现不少问题的原因。
你对当前媒介监督的评价。例如许多人批评媒介胆子太小，不够尽职责；也有人说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代替行政或者法律行事，等等，你如何评价？你怎样看待“焦点访谈”
等机构的成就（包括领导称赞、群众拥护等）？
这涉及对我国目前媒介监督性质的认识。我国的媒介监督是作为党和政府领导、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发挥作用的，这是我国与西方的舆论监督的主要不同点。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讲的。由于各种媒介的具体管理或挂靠单位不一样，这里存在直接和间接发挥这种作用的差异，但都在党的领导下，这是没说的。由于这种性质，它相当程度上扮演着所代表的机构履行的角色，从全国到地方，都是这样。正由于有这个强大的背景，加上媒介工作迅速、及时的职业特征，它就具有较快地促成问题解决的力度，在各种社会监督形式中，媒介监督具有这方面的明显优势。
“焦点访谈”节目不全是批评性报道，有相当部分是正面宣传党的精神和一些典型。它的揭露性报道的威力，也主要在于以揭露问题的形式告知社会，党中央当前正在着力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从而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另外，还有电视这种媒介最为广泛的传播能量和这个节目所处的黄金时段；还有这个节目的编采人员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把握政策的能力。这几种情况，共同促成了“焦点访谈”的成功。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媒介监督一般要得到当地党委或上级党委的支持，才可能成功，仅仅得到公众的支持，而没有当地或上级党委的支持，实行监督是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微小事情的监督，由于媒介有权力背景，一般不存在胆子大小的问题。但在较大的事件上，涉及权力机构本身利益的问题上，媒介监督要得到上级的支持或这种监督本身就是上级授意的任务。
鉴于“以法治国”的进程，现在人们正在逐渐认识到，需要区分媒介监督的职能和各种政治权力的权限，于是得以提出媒介是否越权的问题。这在观念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具体的区分，尚难以操作。目前可以提上日程的是：区分媒介监督和司法审判。１９９９年４月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单位召开过一次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对此已经有了一些共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７２-８４页的会议综述）。
你对新闻媒介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见解。你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焦点访谈”获得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你怎么看？
从理论上讲，媒介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我国现在在认识上将舆论监督基本合一到了媒介监督上），它来自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内含于我国宪法，新闻自由是它的必然延伸，因而媒介的监督具有正当性。但是它不应成为媒介的特殊权力，不应成为以媒介面目出现的另一种国家权力。目前大量的新闻官司，说明人们的法治观点已经萌生，一定意义上是在把媒介拉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从长远看，媒介的地位将趋向平民化而非政治化。但是这个变化，在我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急不得。
原因在于现在我国的各种权力组织的职业化水平、媒介的职业化水平都较低。某些权力组织、某些媒介，一方面无节制地扩张权力，一方面又远没有真正履行自己应当行使的职责。就媒介的问题而言，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于媒介本身处于市场的生存环境中，它要与其他监督形式争夺社会信息资源，包括话语支配优势。虽然受到政策导向的制约，它也可能在行业竞争和自身发展中形成自己的运作逻辑，获得一定的显示舆论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否运用得当，只有依赖其职业化的程度了。
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媒介监督还不得不需要一定的权力背景，社会不能一下子失去这种产生制衡作用的特殊的媒介力量。
可喜的是，我国的媒介监督正在缓慢地走向制度化和一定程度的法治化。一系列媒介监督的专栏或专题节目，从事实的披露到真相的探察，从问题的讨论到法治化的解决，已经呈现一定的工作规则。如果我国的媒介监督能够不再仅仅将矛头对准那些民愤很大的坏人，而是能够以审视的眼光挑剔好的领导的某些失误，监督我们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刘少奇在１９４８年就提出的记者的任务之一），那就是媒介监督与媒介实质上履行公共政治权力的疏离。
理论上，舆论监督或媒介监督的职责是：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媒介监督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是向公众全面、客观地提供各方面消息，特别是政务信息。只有在公众知情的条件下，才谈得上监督。
目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得以播出一些揭露性的内容，确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他媒介的同样内容的专题节目无法与之竞争，这是体制上的事情。这个节目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监督者和具体监督对象，而是党和中央政府通过这个唯一的全国性电视媒介，以这种反面揭露的形式晓谕社会以正确的政策，明确规范，协调当前全国工作的布局。如果中央级电视台有两个以上，并在这方面有所竞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会减弱。就这一点而言，除了省级电视台在本省范围内的模仿外，多数其他媒介无法仿效。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强调“焦点访谈”有什么特殊的外在条件，而是需要学习该节目工作人员内在的较高素质。如果我们所有参与媒介监督的记者编辑，具有他们那样准确把握党的政策的水平、较好的职业道德风范，我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才可能较顺利、较快地走向理想化状态。
你认为当前媒介监督的主要问题或障碍在哪里？
当前媒介监督的主要问题有三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媒介对许多涉及地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