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思想杂而多端，但老子思想却始终是道教思想的基础与核心。虽然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道教内部一直存在着一种贬低老子、唯重三洞的倾向，但随着唐王朝将老子奉为圣祖，“朝廷上的道教，最有影响的道团的信仰，全社会的意识，都认为道教的核心崇拜对象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杜光庭的道教思想也主要是通过注疏老子《道德经》而加以发挥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中。《道德真经广圣义》以义释《道德经》的方式推广唐玄宗注疏《道德经》的圣义来发挥道教思想，“形成了‘以道教解老子’与‘以老子解道教’的双向并作的特有风格。”这部富有哲理的宗教着作奠定了杜光庭在道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唐天复元年（９０１），杜光庭完成了《道德真经广圣义》三十卷后在《序》中写道：“但以疏注之中，引经合义，周书鲁史，互有发明，四始漆园，或申属类，后学披卷，多瞢本源，辄采摭众书，研寻篇轴。随有比况，咸得备书，纂成《广圣义》三十卷。”该书完成后，就以巨大的篇幅和睿智的思想独树一帜，引起世人的瞩目。前蜀任知玄专门拿出自己的俸钱，雇用良工，开雕印制，从而使该书在社会上流通开来。
《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是依据唐玄宗《道德经》注疏的“圣义”而发挥己见所作的一部《道德经》注疏，因释义详尽而在历代《道德经》各注疏本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以至于被后人誉为汉唐注老着作的集大成者，“是当时道教徒对《道德经》研究的总结性巨着。”该书在理论建构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在前人的《道德经》注疏的基础上，通过“以理说经”的方式而建构起一个精致的、着意探究事物本体的思想体系，从而为人的存在提供意义世界，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有一篇《序》，其中不仅详细记述了从汉至唐历代六十余家《道德经》注疏本，而且对历代注疏本的名称、作者、卷数及宗旨意趣作了独到的分析与评价，实际上是对汉唐道教老学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由于杜光庭对汉唐老学的总结是他思想发展的基础，因此，要研究杜光庭思想及其在唐宋道教转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应该追本溯源，厘清从汉代到唐代几百年间道教对老子思想的诠释和发挥，只有在汉唐老学思想的演进中，才能从历史与逻辑的层面上把握杜光庭思想出现之必然性及其基本特点。故本章先将《道德真经广圣义》《序》文所提供的《道德经》注疏目录放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中钩沉索隐，既展现汉唐老学思想通过注疏方式而曲折发展的基本理路，也阐明杜光庭是如何在评判前人注老的宗旨意趣的基础上，在自己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别立新解，将道教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从而为道教的跨时代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然后，本书将分章从宇宙论、重玄学、心性论和修道论等方面来具体展开对杜光庭思想的研究。
（第一节）对历代《道德经》注疏的梳理
如果回视历史就可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两家。在道家着作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老子《道德经》。
虽然道家作为一个学派在汉代以后就日趋衰微，但其思想却通过一代代学人对老庄等道家着作的注疏与诠释而保存了下来，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在创立之初，就将《老子》五千言奉为立教之本，从太平道首领张角“奉事黄老道”，到五斗米道的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并出现了祭酒宣讲《老子》的注本《想尔注》。这样，崇拜老子和《道德经》不仅成为早期道教信仰的主要内容，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老子、《道德经》和道教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以至于在历史上人们经常将“老学”视为道教思想的同义语。如果说，“老学是在老子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那么，在汉唐时期，道教老学又是通过怎样的注疏和诠释而获得持续发展的理论动力的呢？
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的《序》中有一份记载甚详的《道德经》诠疏笺注目录，可以给我们有益的提示。由于这份目录对汉唐历代六十余家注老着作的情况作了基本总结，因此，虽然篇幅较长，仍引用如下：
此《道德经》自函关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鸿儒硕学，诠疏笺注六十余家，则有节解上下（老君与尹喜解）、内解上下（尹喜以内修之旨解注）、想尔二卷（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汉文帝时降居陕州河滨，今有庙见存）、严君平指归十四卷（汉成帝时蜀人名遵）、山阳王弼注（字辅嗣，魏时为尚书郎）、南阳何晏（字平叔，魏驸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晋时人）、颖川钟会（字士季，魏明帝时人）、隐士孙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时人）、晋仆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为四卷）、沙门罗什（本西胡人，苻坚时自玉门关入中国，注二卷）、沙门图澄（后赵时西国胡僧也，注上下二卷）、沙门僧肇（晋时人，注四卷）、梁隐居陶弘景（武帝时人，贞白先生注四卷）、范阳卢裕（后魏国子博士，一名白头翁，注二卷）、草莱臣刘仁会（后魏伊州梁县人，注二卷）、吴郡征士顾欢（字景怡，南齐博士，注四卷），松灵仙人（隐青溪山，无名氏年代）、晋人河东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张凭（字长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萧衍注《道德经》四卷，证以因果为义）、梁简文帝（萧纲，作《道德述义》十卷）、清河张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静（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号大孟，作经义二卷）、梁道士孟智周（号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窦略（注四卷，与武帝、罗什所宗无异）、陈道士诸糅（作玄览六卷）、隋道士刘进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橎（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作音义）、唐嵩山道士魏征（作要义五卷，为太宗丞相）、法师宗文明（作义泉五卷）、仙人胡超（作义疏十卷，西山得道）、道士安丘（作指归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简要义五卷）、法师韦（字处玄，注兼义四卷）、道士王玄辨（作河上公释义一十卷），谏议大夫肃明观主尹愔（作新义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远（作旨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岳道士薛吉昌（作金绳十卷、事数一卷）、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诀二卷）、法师赵坚（作讲疏六卷）、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贾至（作述义十一卷，金钮一卷）、道士车（玄）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荣（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兴（作注义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张惠超（作志玄疏四卷）、龚法师（作集解四卷）、通义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张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讲疏六卷）、汉州刺史王真（作论兵述义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谱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讲疏六卷），即今所广疏矣。
如果我们考之于史籍，就可见杜光庭所记载的《道德经》诠疏笺注目录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卷数上都超过了后来出现于宋代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也比明版《道藏》中所收录《道德经》注疏要多。明版《道藏》的“太玄部”主要收录的就是老子《道德经》以及注疏《道德经》而形成的道书，大约有五十余种，三百多卷。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情况。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注老着作因种种原因而佚失了，杜光庭《道德经》诠疏笺注目录却为后人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老学史料，其中透露出的许多信息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
第一，杜光庭所记载的六十多家注经者具有复杂的身份。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道士，余下的三分之一：有隐士，如严君平、孙登等；有佛教僧人，如鸠摩罗什、佛图澄、僧肇等；有玄学家，如王弼、何晏、郭象等；有官吏，如傅奕、魏征、贾至等；还有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这样的一代君王。这说明，推动汉唐老学思想发展的主力是道教学者。道教学者对老子之道进行宗教性诠释以作为道教信仰的理论依据无疑成为汉唐老学思想发展之主脉。同时，具有各种社会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人参加到注老解老的队伍中，又显示出注疏《道德经》并非是道教的专利。
第二，杜光庭指出汉唐历代六十余家《道德经》诠疏笺注具有不同的指归意趣。“所释之理，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滞空有；或溺推因果，偏执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归空寂。莫不并探骊室，竞掇珠玑；俱陟钟山，争窥珪瓒。”杜光庭认为，这与《道德经》本身包含众义，内容十分丰富，从而为后人的注疏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有关。他说：
《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符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佑、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从杜光庭显示的“注解之人意不同”这一文化现象中，可见汉唐老学中形成了道家派、道教派、玄学派、佛学派、重玄派等不同的流派，这是由历代注老者从自己特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视角出发，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通过注疏来呈现《道德经》的“指归意趣”而造成的。杜光庭进一步指出，“注解之人意不同”并非是随意的发挥，而是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家禀学立宗不同”相联系的。
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
杜光庭特别采用了“虚玄”、“无为”、“道德”、“非有非无”、“重玄”等名词术语来分判各家立宗之旨趣，从而在客观上展示了汉唐老学在理论上多向度发展的实情。
第三，从杜光庭的《道德经》诠疏笺注目录中可见，吸取道家、玄学、儒学、佛教等思想来诠释《道德经》已构成了汉唐老学思想发展的一种学术特色，只不过“禀学立宗”之倾向各有不同罢了。汉唐老学思想中呈现出的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在客观上但需要说明的是，《道德经》注疏卷帙浩繁，撰者众多，杜光庭的记载难免有纰缪疏误，例如，对孟安排等个别注疏者的生活年代把握得就不够准确，对松灵仙人、王弼、何晏、钟会、郭象、孙登等人注疏的名称和卷数也未能标明。另外，还有个别注疏者的身份也值得再推敲，例如，杜光庭认为，“隐士孙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时人”，而生活在杜光庭之前的成玄英就有“晋世孙登云‘托重玄以寄宗’”的说法，认为孙登是晋时人，蒙文通先生则考证说：“杜以孙登为魏人，殆疑为与嵇（康）、阮（籍）同时居苏门之孙登，此为大谬。注《老》之孙登乃东晋人。”究竟如何，因缺少资料佐证，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引用杜光庭的着录时必须详加明辨。
（第二节）对诸家注老之旨趣的分判
杜光庭在《序》中详载汉唐《道德经》注疏目录的目的并非是要作经籍志，而是要在梳理老学发展之理路的基础上，凸现各种注疏但韩国学者崔珍皙先生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对于孙登问题的一个浅见》一文中说：“杜光庭不可能把东晋孙登误认为‘魏代孙登’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杜光庭在对隐士孙登的附注中明确地说：‘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时人’。其二，杜光庭把孙登的‘宗趣指归’看作‘明理身之道’，这与孙登向嵇康强调‘保身之道’实乃一脉相通也。”（陈鼓应主编《道教文化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２页。）“所释之理，诸家不同”，通过对各家宗旨意趣的分判而将唐玄宗的注疏奉为圭臬，从而为自己撰写《广圣义》提供一种理论依据。这就决定了他的注疏必然要反映汉唐老学思想如何通过注疏的方式而曲折发展。如果我们将杜光庭的这篇《序》文所提供的《道德经》注疏目录放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中钩沉索隐，就可以看到言简意赅的《道德经》从汉代始就受到了“哲后明君，鸿儒硕学”们的喜爱，由“累代尊行”而推动了老学思想持续而多向度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奉老子为教主，与老子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以来，《老子》一书注本繁多，仅在道教徒中流行的，就有《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老子五千文》、《老子节解》等。”有关这几本书的作者及创作的年代，至今学界仍是众说纷纭。但值得重视的是，杜光庭明确指出了它们的作者，是为一家之说，可供参考。
杜光庭认为，汉代出现的《道德经》注本《河上公注》和《老子指归》在“指归意趣”上具有共同特征，就是“皆明理国之道”。这就凸显出汉代老学注重治世理国的特点。但同时杜光庭又进一步指出两书之间的差异：“蜀严道德沈冥，言其识量深厚，玄德隐微非常”，故俗人难以理解，未得广传。而《河上公注》二卷“以为道德尊经并包万法，围制三才，理国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无所不摄，无所不周”，它既注重理国理家，又有利于修身修道，从而与道教的终极理想不谋而合。杜光庭一语道出以理国修身为指归是《河上公注》的重要特点，因此他认为，“河虽或略，亦足明其至妙”。
而在早期五斗米道中，比较流行的是《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虽以老子为旗号，但从道教的基本宗旨出发，曲解《老子》，自立教义，以为建构道教信仰提供理论论证。杜光庭明确指出，早期五斗米道造作的、并奉为道徒必读之书的《老子想尔注》为“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具有“述修身”的特点。
杜光庭对汉代比较流行的一些注老着作的指归意趣的看法虽为一家之言，但由此却显示出道家思想向道教的过渡是将“道”之内涵由学术转向宗教，其契机就是对“修身”炼形的重视。而最早促成这一转化的直接原因则是对《道德经》所进行的宗教性诠释。
在这种转化过程中，道教老学也随之而诞生。道教老学是道教学者站在信仰的立场上，用道教的得道成仙的思想来诠释《道德经》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这种诠释不仅将老子的哲学之道演化为宗教之道，而且也为道教的创立与持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和信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