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调查的女性中，绝大多数有过避孕与人工流产的经历，在她们的经历中，有许多男权的伤害，有很多女人的牺牲，有许多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磨难。
避孕实践
在避孕问题上，男权主义表现得最突出：许多男人不愿为减轻女人巨大的痛苦而稍稍损害自己的快感；不愿为减低女性怀孕的危险而令自己有一点轻微的不便。一位离婚母亲说：“我做过五次人流，因为他欲望很高，不愿避孕。最后一次流产后我上了环。”
“我一共流过三次产。他不愿用避孕套，愿寻求最大的快乐。所以我们极少用避孕套，就靠安全期避孕，三次都是因为这个怀的孕。去流产特别难过，刮得轻了刮不干净，重了痛苦得要命。”
“他不在乎女人怀孕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怀孕根本不知道。有一次干了点重活就自然流产了。我去厕所，掉下一大块血，我才知道我怀孕流产了。后来我在一年内又有两次人工流产。到第三次流产我才知道要避孕。过去我们只用安全期避孕法。安全期内体内射精，安全期外体外射精。我做人流做怕了，我对他说，你要是不戴避孕套，咱们以后就别做了。后来他才接受。”
另一位女性是因为丈夫“不会用避孕套”不得不去戴环，她说，“以前吃了一年多避孕药，吃了药常觉得恶心。丈夫不会用避孕套，生孩子之后做过三次人工流产，所以还是得上环。”
有的女性为了照顾男方而不用避孕套：“刚结婚时是我吃避孕药，我的一个女朋友告诉我，一开始别让男的用避孕套，会影响快感。结婚半年后改用避孕套，还有一段时间试用体外射精和安全期。快感起码有20-30%被担心怀孕干扰了，就是戴套也担心会破。生完孩子以后戴上环，可一个月后复检时，发现避孕环已经脱落了。”
也确有女性是不喜欢避孕套的，一位知识女性说：“结婚第一天我吃的是避孕药，防止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怀孕。刚结婚那段时间用过避孕套，他和我都不舒服。本来还有点热情，一戴就没有了。”
一位女性讲了自己的避孕史：“刚结婚的时候不用避孕，生了孩子以后，有两年时间是我吃避孕药。只用过一次避孕套，我感觉太涩，不舒服。后来整个单位所有妇女都让做长效措施，就都上了环。更年期之后子宫萎缩就不用避孕了。”
男性在避孕问题上的自我牺牲最能引起女性的好感：“他在性问题上是比较自律的，他也不是性欲很强的人。我们用安全期法，可是只有月经完了以后第五天才完全不避孕，其他时间全用体外排精法。他在这方面品德很高尚。”
一位处于男爱女、女不爱男的关系中的女性说：“他把我偶像化了，我的话就是圣旨。他特别认真避孕，我们用避孕套，有时根本不用我说，他就先做好了。他挺心疼我的。”
“我们是用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我没有流过产。有一段带过环，效果不好，后来就摘了。”
“我们用的方法是避孕套和体外射精，没吃过药。第一次怀孕是因为完全不懂，那时我们正在旅游，玩得太高兴了。有时分开一段时间，重聚时玩得忘我，就忘掉避孕。我的经验是来完例假时特别容易怀孕，安全期不安全。”
“我结婚六年一直用避孕套和避孕膜，六年间一直没做过人工流产。”
“我们的避孕方式主要是体外射精和安全期。”
一位在性上非常开放、毫无心理负担的女性说：“我们的避孕方法是体外射精，既没吃过药，也没用过避孕套，没有失败过。”
一位女性这样评价自己使用过的避孕方法：“避孕套容易失误，带环有异物感。”
婚前人工流产
婚前人工流产与婚后人工流产的感觉很不同，尤其在风气开化和医院对流产处置方法改变之前，婚前人工流产的精神压力要大得多。
一位在文化革命期间婚前怀孕的女性回忆了她的惊险经历：“23岁时我怀孕了，从怀孕到做手术引产是四个半月。当时我想过避孕，但因为没结婚没法去问人，怕万一别人问我一句答不上来。我不懂也不敢去医院，怕人不给做手术还问三问四，也怕传出来不好做人。我一开始就自己又揉又捶地瞎折腾，弄得出了血，可孩子还是不掉。后来我又从书上看到一种中药能打胎，就买这种药喝，喝了还是没见效。这时我又听说有一种叫凤仙花籽的药能打胎，又吃了好多，孩子还是不出来。后来我折腾得心慌，反应不对劲，只好去看妇产科。人家把保卫科的叫来，把事情弄清楚才给我做了引产。”
一位知识女性这样回忆了自己的人工流产史：“第一次做人流我几乎没有肉体的疼痛感觉，只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到医院时我戴个大口罩，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老，编了假名字和假单位，做的时候一心想着快点完事，所以根本没觉得疼。做半截医生才发现我还戴着口罩，生气他说，你戴口罩，万一窒息算谁的责任？吓得我赶快摘了口罩。好不容易做完了，医生让我在外面躺二十分钟再走，我一分钟也没敢多呆，一跳下床就往楼下跑。我一共做过四次人流，从第二次开始就觉得疼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疼，因为精神压力越来越轻，就越来越觉出疼来了。以前要问单位、结婚没有，现在也不问了。”
“我的第一次性经历与众不同，那是在粉碎了”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都喝醉了，我那次就没挡住他。他没进去，可是精子爬进去了，我就怀孕了。我妈跟我讲过，我们家的人有特别容易怀孕的遗传。我那时也不懂得吃避孕药。怀孕之后，我特别不高兴，觉得丢人，他也吓得够呛。我去偷偷地做手术，他在外面等着我，挺负责任的，我一直念他这点好。结果我的处女膜是让大夫的‘鸭子嘴’（一种扩张阴道的器械）捅破的。还记得大夫说过：怎么跟没同过房似的。”
“我那年25岁，他岁数小，我们没法结婚。婚前怀了孕不敢和人说。他陪我去打胎。我那次怀的是双胞胎，做了两次才做干净。”
一位单身女性有过四次怀孕和流产的经历：“那次怀孕前，有人告我做完那事洗洗就行了，可后来忽然不来例假了，一检查是怀孕了。最后那次是因为太相信安全期了，俩人兴致起来时瞎折腾，有点忘乎所以了。不是每回都戴避孕套，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戴的，所以又怀了一次孕。”
婚后人工流产
婚后人工流产比婚前人工流产给女性的精神压力要小得多，但由于夫妻感情不同，也会有相当不同的感觉，感情好的觉得可以承受，甚至没什么反感；感情不好的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委屈。
一位幸福的母亲说：“我做过几次人流之后就决定要了。怀孕是我一生最漂亮、最容光焕发的时候。”
一位对丈夫仍有感情的离婚女性说：“我流过四次产，第一次是因为有风疹，怕影响孩子，必须做，就做了；第二次是因为孩子在肚里死了；第三次是避孕失败；生过孩子这次是因为安全期没算好。我每次流产，他都陪我去。我还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雪，他给我做的排骨，那么大老远骑着车冒着雪给我送去，给我印象挺深的。”
不少女性对意外怀孕非常恐惧，甚至感到愤怒。有一位与丈夫感情不好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去做人工流产时的心情：“那次是我月经以后第三天，他高度兴奋，结果我就怀了孕。我感到很生气，心情特别不好。一个是觉得挺麻烦的，再一个是因为我这人挺传统的，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说我性欲强，不理智。我认为对性欲，男女都应有理智，能够驾驭它。堕胎不是好事，名声也不是好名声，低层次的人才爱闹这种事，出了这事听去好像文化不高似的，会被人看作没有抑制力，没有节制。”
一位离婚女性说：“结婚半年以后就不对头了，我没想过要孩子，所以特别怨恨他，我不相信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感觉就像天打五雷轰一样。我一把抓过化验单，转身就跑。回家把化验单往床上一扔，意思是说，瞧你干的好事。他都吓傻了，根本就没敢说要这个孩子。他妈在这事上很通情达理，没有干涉。我去做人流时都快三个月了。据说是双胞胎。我不觉得可惜，主要是跟他感情不好。他对我特别好，投入的是全部的感情，我对他几乎没什么感情，觉得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我怀孕后他特别害怕。他说，我也没干什么，怎么就把你弄成这个样了？”
有些女性抱怨男性对自己做人工流产不关心：“人说流产应该像养小月似的，可我做人流时爱人也不陪我，还是情人陪我去的。流产疼得要命。”
“我一共做过四次人工流产，避孕环没起作用。我们俩既没蜜月，也没爱抚。”
从调查结果来看，男女关系中的男权模式与避孕方法有直接的联系――那些没有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会认为，避孕只是女方的责任，有的男人为了自己的快感不惜让女人付出身心痛苦的代价，这一点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最为明显。此外，调查还表明，夫妻感情不好和女性对流产的厌恶是互为因果的――由于夫妻感情不好和男人的自私、不照顾女方身心痛苦，使女性对怀孕流产产生强烈的厌恶心理；
女性对怀孕流产的厌恶又反转过来恶化了夫妻感情。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恶性循环，成为导致婚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欧国家所经历的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混乱和社会变动当中，在新的社会规范重新确立之时，人工流产竟然在几乎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关注点。尤其在波兰，人工流产在政治上显示出其特殊的重要性。
对于想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人来说，反对人工堕胎成为“政治上正确”的标志，因为对他们来说，得到天主教会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提交政府讨论的首部人工堕胎法案以妇女实行堕胎为有罪，并建议处两年监禁。虽然最后批准的法案对堕胎不判徒刑，但仍暗示堕胎有罪。这一法律其实与民意相左：1992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与1990年8月相比，对人工堕胎权利的支持率增加了24个百分点，而反对者所占比例下降了20个百分点；1992年底对1112位波兰妇女代表的调查也表明，多达78%的人认为应该允许人工堕胎，只有不足20%的人认为应当禁止堕胎。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威胁要在东部施行对人工堕胎的限制（东部过去的法律是：应要求而施行的人工流产在怀孕12个星期以内是合法的），以使之更加符合西方的思路，在那里，除非医生会诊确认必须采取人工堕胎以避免严重后果，否则即为非法。由女权运动评论家发起的保卫现行法律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使在东部推行限制堕胎的努力受到了成功的抵制。（Watson，1993年）基督教在避孕问题上一直态度严厉，认为避孕阻断了生命孕育的自然过程，因而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幸亏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戒律，世俗文化也不认为避孕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否则计划生育将遇到更大的阻力。也许中国对避孕的这一观念的形成并非侥幸――中国文化本来就十分强调生育的价值，如果再加上避孕禁忌，恐怕人口爆炸发生得还要早得多；西方女人对生育一直抱有矛盾心理，怕影响自己的体形，怕加重生活的负担，怕损害与丈夫情人的感情；如果没有避孕禁忌，人口会更早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生育观念与避孕禁忌是互为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