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逼上梁山”作为文学典故，既有本义，又有引申义。它本义指《水浒传》故事里的绿林好汉因受统治者的迫害，不得不上梁山泊造反。引申义则是，在压力下不得不做大势所趋的事情，或在压力下不得不做不情愿的事情。
毛泽东在讲话行文中引用“逼上梁山”这个文学典故，也常取它的引申义，以增强表达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逼上梁山 非打不可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谈了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当时，有些新闻出版界的人认为自己马列水平低，办报心中没数，也就是心中没有把握。
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说：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没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页）
毛泽东讲了“心中无数”怎样转化为“心中有数”的问题，他一连举了三个例子：上山打游击、朝鲜战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三件事，开始都心中无数，但经过实践摸索，就做到心中有数了。这等于说，“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也可以解决。
举第一个例子，毛泽东说以前对游击战“根本就没想打”；后来像水浒好汉一样被逼上梁山，自然不会打；但是“硬着头皮”打了几仗，慢慢对游击战法就熟悉了，也就心中有数敢打了。他后来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概就是对这种经历经验的概括。
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在压力之下学会了打仗；心中无数的办报人在压力之下也会硬着头皮办下去，在实践中学会办报。
将起军来 逼上梁山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次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四点他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
讲透了基本道理，毛泽东开始举证了。当时，全党正在整风，这个运动也波及到学校。毛泽东说：
“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3页）
毛泽东讲工作方法，讲两种以上方法的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弃之，就一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出在他举的例子上。整党和反右，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等院校不接受，都“放不开”。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办法是给予“相当的压力”———充分的说服，公开的号召，众多的会议，“将起军来”，逼这些院校“上梁山”，也就是逼他们搞“四大”，牛不喝水强摁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反右”扩大化，使不少师生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当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将军”、这样加压是错误的，没想到逼使院校“放开”搞“四大”，确实是“放火烧身”，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个结论错了，“四大”不是一种好形式。“逼”高等院校师生上“梁山”后，既没有去“三打祝家庄”，也没有去两败童贯，三赢高俅；“四大”如同李逵手中的板斧，对无辜的看客，排头砍去……“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形式、这把板斧使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得力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加强法制民主建设，有违于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四大”形式被理所当然地取消了。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在内乱期间，许多事情与党的传统作风格格不入。比如1966年上半年，正是“文革”大规模动乱兴起的前夜。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个长篇讲话，专讲政变问题。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似乎无处不在“政变”。到处是阴谋诡计，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阴谋家野心家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林彪又大肆鼓吹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是“全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天才”，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等等。毛泽东对林彪的“5·18”讲话有看法，有保留，他在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变，不过粉碎罢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1—72页）
善于窥测政治方向，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态的林彪，把自己装扮成“紧跟”领袖、“高举”红旗的样子。但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倚重他，另一方面对他也很警觉。毛泽东当时虽然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观，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毕竟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林彪的“天才”、“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是不妥的，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唯物论。为此，他在4月的杭州会议上向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点得很透。它流露出毛泽东被逼上山充当“钟馗”的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被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工具而有所警惕吗？毛泽东还清醒地意识到：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在“吹得神乎其神”的情况下，他自己有了被“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他多次下指示，写批示不让用“最高指示”、“万寿无疆”等词句和提法，他不相信他的那几本书（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他不愿当“卖瓜”的王婆。应该说，他的自嘲，他的自我解剖，他对自己著作和思想作用的清醒认识，应该使个人崇拜主义者汗颜。可惜，他的这些金玉之言，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起到令吹捧者清醒的作用。只是到了吹捧者自己仓皇出逃“跌得粉碎”时，这种吹，这种逼，才算终结。
毛泽东意识到这次被逼上梁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终于不可扼止地酿成了十年内乱的大错，为他一生的辉煌事业蒙上了阴影。倘若他在觉察到“被逼时”，不这样做呢？也许……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用“假如”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