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对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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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人学、建构与他者话语(15)

施蛰存虽然持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念,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却依然保持着中国作家独特的判断尺度。

注释:①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7。

②③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0。

首先,他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却并没有像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对作为创作活水源头的“生活”持淡漠的态度。把文学视为对人生的审美解释这一基点,决定了他对“人生”的看重。与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他将对生活的准确观察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必备条件,他坚信:“作家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也是死路一条。”①他不只是在创作实践中以此要求自己,而且在品评作家作品时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在他看来,中外近现代小说史上许多作家因优秀的处女作而一举成名,但此后却无以为继,这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成功后,“自己的生活却从这时起脱离了十字街头而高踞于象牙之塔中”。②1930年代,对左翼文学的同情,驱使他尝试着写了《阿秀》、《花》两个短篇,但此后再也写不下去了,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对此有过分析,认为并非自己不想做普罗文学,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③。缺乏革命生活经验,是他无法从事普罗文学创作的根本所在。这种对“生活”经验的强调,体现了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与西方现代派在文艺观上的某种区别,也显示了中国现代派作家的人文情怀和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同时,它也表明,施蛰存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虽与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有所不同,但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却与他们是一致的。

注释:①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68。

②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71。

③施蛰存:《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61。

其次,施蛰存主张吸收最“现代”的文学,却反对对“现代”文学生吞活剥的照搬。他多次强调应把别人的经验化为自己的血肉,要深入地体会其思维方式和精神。在介绍美国文学时,他一再强调:“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地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①在谈到穆时英的抄袭事件时,他指出,“不幸他袭用日本人的文章却没有经过消化,生吞活剥地写进了他的小说中去。”②这就是他对待外国文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从他那些显尼志勒式的心理分析作品中已能体会出这一点。半个多世纪后,施仍坚持自己的“拿来”思想,不仅要求新时期文学继承五四的“拿来”传统,而且态度似乎更为偏激:“为什么大家要求有世界观、世界的交通、世界的物质享受?却不能文学欧化?”③在他看来“文学可以学一些外国人的长处,例如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思考方式,但是基本上的人情世故还是中国人的”④。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人情世故的本土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欧化,但基本生活情景、生活方式、风俗人情应是中国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学习外国文学的“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思考方式”。其“欧化”不是停留于形式上,而是延伸到了思想、概念的层面,力求避免“中体西用”所带来的“中学”成为无用之“体”、“西学”成为无体之“用”的弊端。

注释:①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0。

②施蛰存:《社中谈座》,《现代》1933(4)。

③④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69。

〈三〉

以文学的自律性原则为基础,施蛰存对文学创作的内在要素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在以教化为己任的文学传统中,题材问题向来被置于重要位置。1930年代,左联就要求“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①。并且“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②在一个需要唤起人们关注重大问题的时代,强调表现时代主题的大题材,当然有其政治合理性。然而,以题材大小来衡量作品的优劣,以大题材为口实排挤属于个人经验的题材,实属一种非文学的做法。施蛰存从自律的文学观出发,反对题材决定论。他对当时《文学》杂志上有文章只从题材出发取舍作品,而忽略文学性表示了自己的质疑:“这里我不免要问,在文艺作品中,‘乡村动态’这个题材何以是‘重要’的,‘儿童心理’这个题材何以是‘没有多大意义’?”③在他看来,这种以题材来取舍作品的观点,“如果出之于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专家之口,也许是不错的,而出之于文艺批评家之口,这乃是一个错误,在一个作家或一个文艺批评家的眼光里,一切的题材具有同样重要,同样有意义。”不过,他认为题材虽无大小之分,却也有好坏之别。好的题材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是否适合于文学的表现。它可以是政治的风云际会,也可以是一己的悲欢离合,但却必须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表现准确意识的事件”。④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题材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作者的开掘。在这方面,施蛰存似乎尤为强调技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个小说家若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⑤好的题材“倘若徒然像记账式的写录了下来,未必就会成为一篇好的小说”⑥。就他自己的创作而言,他特别热衷于倡导和实践奥地利现代作家显尼志勒(ArthurSchnitzler)那种精神分析形式。他说:“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是,显氏作品的英法译本却一本也没有逃过我的注意。”①他将显尼志勒的创作方法归纳为“用心理分析来解释故事中人物的行为,用记录内心独白的方法来表现故事中人物的思维过程”,②并予以高度的肯定。

重视文学形式和技巧,使施蛰存高度关注语言问题。1937年,他写了《小说中的对话》一文,对五四新文学引以为楷模的西洋小说对话形式进行了质疑:“对话到底能否增加描写的效能?若是一篇以叙述的文体写出的小说,作者在篇中羼杂着对话的直接记录,是否会损坏了这篇小说的文体或形式?对话是否在另一方面真能济叙述之不足?”③他认为:对话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笨拙的效果,而且西洋小说那种将对话与叙述分行来写的方法,会破坏小说的完美性;相反,则“对话与叙述文混合写的效果,就足以使读者不觉得有横出的会话,而感到通篇叙述的一致了。”④由此,他肯定了中国旧小说中对话与叙述连贯混合书写的方法,并在某些作品如《旅舍》中对此作了实验,以追求文体的统一性和人物意识流程的连贯性。半个世纪后的一些青年作家在其先锋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实验,可见施蛰存语言思考与探索的超前性。

注释:①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41。

②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42。

③施蛰存:《题材》,《文艺画报》1934.1.2。

④施蛰存:《社中谈座》,《现代》1933(4)。

⑤⑥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73。

施蛰存相信,作家风格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自律性,而无法以外在的意志力去强行扭转。

注释:①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87。

②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14。

③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46。

④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48。

这是他从创作的切身体会中获得的一种经验。1933年5月,他因自己无法按主观意向去从事普罗文学创作而感到苦闷、无奈,在精神的自省中体会到“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①这是由“我的生活,我的笔”②决定的。因此,他强调:“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看一种文艺,那时我惟有非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③他确信不能硬性地改变自己的风格,只有写自己愿意写的、善于写的,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1930年代某些转向的作家无法令人满意的创作状况,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在谈到这些作家时他说:“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④为民族的需要而改变一贯的创作风格,体现了中国作家的一种现实情怀与良知,所以他投以敬意,以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起来,但同时又痛惜其艺术的损失,并指出:“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总会随时流露出一点在家人的行径。所以准确的左翼文学必须由那些小沙弥来建设起来的。”⑤对创作个性、风格相对稳定性的强调,是他的文学自律性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由自由主义者而一变为革命的左翼作家,似乎太仓促,二者的结合处会留下太大的缝隙而缺乏牢固性。他们总像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左翼作品。从政治上讲,这些作家自愿放弃一贯的艺术追求与风格,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显示了灵魂的伟大性。但从文学艺术上看,又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注释:①②施蛰存:《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61。

③施蛰存:《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62。

④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71。

⑤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72。

总之,施蛰存对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内外部规律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创作经验基础上的,他很少有由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推理,而往往是针对某一现象有感而发。所以,他的文学思想,不仅较为系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指导性。而贯穿这些思想中的基本精神,则是其鲜明的审美性,无论是剖析具体现象,还是最终立论,他所持守的均是艺术审美的原则。这是他文学思想的起点,也是其归宿。重视审美性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因为当时文坛太不看重形式,太忽略审美了。正因如此,他对形式技巧、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甚至达到了相当片面与绝对的程度。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强调也许不太适宜,但它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对文坛缺失的焦虑,那种对文学内在特性的探索,却对被裹挟进功利旋涡中的文坛具有某种制衡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看法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益的。